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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也完全可以进行经验主义的理解。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一个事物具有而其它事物不具有的属性，这说明它是与其它事物进行比较的结果，因此，人们只有在一事物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区别）中才能理解本质，这时事物的本质又成了与其它具体事物进行比较时表现的具体知识（即具体区别）。亚里士多德关于事物的本质可以通过定义的方式加以认识的观点更为本质的外在化提供了依据。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本质可以通过定义即“属”（即类）加“种差”的方式进行，这就意味着一事物在与同类（属）其它事物进行比较时，在定义之中最重要的种差就可以是事物的本质，而在与不同类（属）的事物比较时，这种“类”或“属”本身也可以说是事物的本质。如，如果将法定义为“法是由国家制定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那么，在法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党规党纪之类与法同属“行为规范”的事物进行比较时，人们认为重要的种差——“由国家制定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就都可以构成法的“本质”；但假如在法与桌子等非行为规范类的事物进行比较时，法的类名称“行为规范”本身即构成法的“本质”。由于与一个事物可以进行比较的其它事物的种和类是极其多样的，人们认为的事物属性的重要性也是不同的，因此一个事物在具体的比较中呈现的本质必然是多元化的。如，当我们将法与道德进行比较时，它们的种差“国家意志性”、“国家强制性”可以构成法的本质，但若有人认为“国家强制性”才是法与道德比较时最重要的属性时，“国家强制性”也不妨成为法的本质；而当我们将法与国家政策进行比较时，其类的区别“规范（性）”就可以构成法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被后世认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但他的哲学仍然具有很浓厚的柏拉图痕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大致说来，可以描述为被常识感所冲淡了的柏拉图”。〔2〕(P212)亚里士多德试图对本质的概念作经验主义的理解，但在他的哲学中“本质”最终又不知不觉被柏拉图的“理念”所诱惑，所以在罗素看来，“似乎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形而上学实际上所做的改变，比起他自己所以为的要少得多。”〔2〕(P217)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也主要在理念主义的意义上被后人所理解和继承。
二、对理念主义本质观的哲学反思
亚里士多德在不知不觉中将本质的理念主义含义和经验主义含义结合一起，但实际上，理念主义本质观和经验主义本质观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认识思路。理念主义的本质观意味着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特有的内在属性，本质与事物相同一，事物的内在本质决定了事物的外在特征，但是这种本质属性不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依赖于与其它事物的比较关系而存在，因此本质必然是一元的、绝对客观的。但经验主义的本质观则认为，事物的本质只是在与其它事物的具体对比关系中表现的特殊属性，一旦离开具体的对比关系，这种属性就可能不再是该事物所特有的了。因此经验主义的本质是依赖于具体语境、具体对比关系而表现的事物的属性，它在现实表现上必然是多元的、多变的。理念主义的本质观要求事物的本质在任何场合下都与事物保持永恒的同一，但经验主义的本质观却只能保证在具体的场合下与事物保持一种暂时的同一。理念主义本质观体现的是一种向事物内部探求对事物认识的超验方法，试图通过探求事物“是什么”而知道事物“怎么样”；经验主义本质观则相反，它体现的是试图在与其它事物的联系中达到对事物认识的经验方法，它的认识思路是，通过认识事物在具体现实中“怎么样”而知道事物“是什么”。
理念主义的本质问题在哲学上一直被当作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自从苏格拉底完成哲学的形而上学转变以来，人们一直试图通过知道事物“是什么”而知道事物“怎么样”。苏格拉底认为只有知道事物“是什么”才能真正知道事物“怎么样”，就如同只有“纲举”才能“目张”。对于事物“是什么”的问题，柏拉图的回答是“理念”，而亚里士多德的答案则是“本质”。但问题是又怎样才能认识“理念”和“本质”？这个所谓的事物“是什么”的本体问题仍然不能不通过事物“怎么样”这个认识论问题来回答，而事物“怎么样”却必然是个经验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可以通过给事物下定义的方法解决本质问题，但实际上只要给事物下了定义，就必然要运用了经验的认识方法，因为“种差”与“属”必然要通过此事物与具体的其它事物比较区别才能获得，并且在经验的范围内，我们不可能同时与“所有”的其它事物进行必较，这时所获得的结果也必然是具体语境下经验主义的具体“本质”，它并不能获得理念主义本质超语境的普遍性。这样看来，理念主义的本质只能是一个先验的问题，在人类经验的范围内，我们只能通过事物具体“怎么样”来回答事物在具体语境下“是什么”，但永远不可能脱离事物经验的“怎么样”而回答事物在任何场合下都“是什么”。
对事物“是什么”问题的魅力与其存在的认识论困难之间的矛盾，许多哲学家早就有所认识。苏格拉底是最早提出形而上学的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懂得“是什么”是懂得“怎么样”的前提，但问题是怎么可能离开事物“怎么样”就先验地知道事物“是什么”呢？苏格拉底对此困境深有自知之明，所以他虽然处处以智者们没有回答“是什么”而对他们进行诘难，但苏格拉底深知自己也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只能到处承认自己的无知。对于苏格拉底“是什么”的问题，柏拉图以“理念”作回答，但柏拉图也清楚知道“理念”最终只能是一种假定，“……相应于上述每一组多个东西，我们都假定了一个单一的理念，假定它是一个统一者，而称它为每一个体的实在。”〔4〕(P264)康德对此问题则更有清晰的认识，他在富有洞见地批评了柏拉图将假定当成真实的不自觉倾向后认为，作为本体意义的认识对象“物自体”本身是不可认识的，我们只能假定它存在，但却永远不可能认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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