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之二，我国证券市场功能与已有制度运行之间的契合程度和成熟市场相比，尚有间未达。其中原因除与前述现状直接相关外，还有下列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货币银行市场目前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陷阱”的经济现象，在实践中已被证实，在理论界亦有讨论，[4]货币金融政策资源流动性的不足，也深刻地影响了证券市场。由于整个金融市场的连续性（continuum）特征以及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极强的相互关联性，以及两大市场背后共同的体制基础，证券市场很难独善其身。立法资源的连续性不足与经济金融政策资源的流动性不足构成了饶挠我国金融市场两道内在屏障，市场表现为风险——收益的关系不相匹配，在实务中极易滋生恶意投机和寻租行为，风险（义务）的最大承担者不能成为收益（权利）的最大享受者，导致分配不正义，妨碍了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引起市场的低效率（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发达资本市场如美国的证券市场。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认为，美国股票市场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不断提高其流动性，并认为市场的高流动性已成为美国作为全世界金融业权威的象征。参见艾伦•格林斯潘2000年4月 13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美国资本市场的演变》，《国际金融研究》，2000年第5期，第76—77页。 格林斯潘证词中的结论颇耐人寻味——“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个中国古训仍能给今天的我国股票市场提供一个启示：在市场现象纷纭复杂、法律价值多元并存、立法目标头绪繁多的现状下，提高流动性应是我国证券市场建设（包括立法）的重中之重。）。
发达市场的证券立法有一个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政府以对诚信经营活动最小的妨碍，保护公众投资者，”[5]（P65）偏重的是由自由而生发的公平价值，偏少的是管理（秩序）。但是，如上文所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具备这样的市场条件和制度条件，在经济资源流动性不足与法律资源连续性不足的双重制约下，“市场能够解决的让市场去解决”的市场政策并不能产生如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放任政策所产生的扩张性效果，反倒容易产生新的不公平。[6]由于市场的任务不同，新兴市场的市场秩序不能光靠由市场本身的力量而生成，而还要靠管理而促成，但管理是为制度服务的，由制度不公而产生的风险投资者是不可能有自由去选择的。尽管在长远来看，秩序的形式价值与公平的内容价值的辩证关系是统一的，但由制度变迁而产生的短时冲突却不可避免，从应然的价值判断来看，“立法者不能简单地认为，投资者应谨慎抉择、风险自择，从而排除了其负有提供一种兼具公平与秩序的法律调整机制的责任。”[7]
二、
证券法的效率是一种制度效率
对效率一词所蕴涵的价值内容，学界研究的视野也是多学科的，笔者亦仅从法律与经济的角度讨论效率问题。
证券法的效率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
证券法的规范效率，所谓的规范效率，亦即法律作用机制的效率，在
证券法中，是证券法律规范本身作用强弱的表征，由规范本身特质所决定，可以从“假定”、“模式”、“处理”等法的内部结构与其调整对象的直接作用表现出来，
证券法的规范效率是其作用于个体效力的表现，带有较强的个别性特点，由于证券法律规范多为强行性规范，任意性规范相对较少，
证券法的规范效率的强弱主要取决于该法的法律责任归责制度；其二是
证券法的制度效率，是从制度层面衡量法对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法律资源）配置和利用上的效率。在
证券法中，制度效率具有广泛的法与经济学意义，是效率的通常惯有之义，本文以下在讨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是从制度效率层面展开的。法的制度效率反映了该法的实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制定该法所提出的目的，是从法对社会的调整作用来考察的。[8]制度效率的强弱取决于法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点来看，
证券法的制度效率是
证券法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法的综合特质与其所调整对象相互作用的表现。从
证券法本身的角度来看，
证券法要具有较强的制度效率，应具备良法的各项特质。就
证券法效率的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总体而言，
证券法的制度效率是其规范效率的基础，规范效率则是实现制度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二者对立法的要求是统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