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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少数人权利的限制
与《公约》其他条款相比，第27条没有一个特别限制性条款。但是，少数人权利并不是绝对权利，也须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主要包括：（1）少数人权利是一项有限权利，属于少数人的个人必须尊重《公约》第5条第1款的规定，即任何国家、团体和个人都不得破坏本公约所承认的任何权利和自由，不得超越《公约》为这些权利和自由所设置的限制。也就是说，当少数人权利与《公约》规定的其他权利或一般性限制条款相冲突时，就可能产生限制问题。比如，某些原始部落盛行的“人祭”就违反了《公约》第6条保障生命权的规定，也不受第27条规定的少数人享有自己文化权利的保护；当属于少数人群体的个人使用自己的语言煽动种族或宗教仇恨，进行战争宣传时，政府有义务根据《公约》第20条的有关规定加以制止。（2）少数人权利是一项集体权利，属于少数人的个人“必须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in community with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ir group），不属于少数人的个人的权利不受《公约》第27条的保护。（3）少数人权利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属于少数人的个人并不享有自决、自治或退出所在国的自由，相反，他们不得滥用权利，不得利用该项权利来危害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二、少数人权利的保护
1、权利的性质
权利的性质是决定权利保护方式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少数人权利究竟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直接影响到少数人权利的实现程度。
少数人权利的消极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第27条是《公约》中唯一一项典型的否定性条款，它规定少数人权利“不得否认”（shall not be denied the right）。 该项权利要求政府禁止干涉并采取宽容政策，特别禁止所有的一体化或同化压力和所有的对少数人的人种、宗教或语言构成威胁的措施。
但少数人权利是否仅仅是消极权利，分歧较大。一种观点认为，少数人权利只是一种消极权利，因为政治社会是由分散的个人组成的，个人就是社会的终极目标，具有最高的价值；所有的个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平等对待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即使人们之间存在肤色、种族、宗教、语言等差异，也应当一视同仁，而不应区别对待。赞同这种观点的包括十七世纪以来的个人主义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及其现代传人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另一种观点虽然也承认少数人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但同时强调，仅仅把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局限于禁止歧视的范畴是远远不够的，禁止歧视只是保障少数人权利的第一步，只有采取特别措施才有现实意义；少数人权利还是积极权利，是一种特权，对于多数人来说就是一种歧视（称为积极的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一些研究少数人权利问题的专家，如埃马科拉（Ermacora）、凯博多蒂（Capotorti）、斯塔文哈根（Stavenhagen）、索恩伯利（Thornberry）、格兰茨（Glazer）等坚持上述主张。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即少数人权利是一项具有双重性质的权利，既是消极权利，也是积极权利；政府对于少数人权利负有双重义务，既要禁止歧视，也要提供积极保护 。之所以对少数人权利实行积极保护，主要是因为：
（1）仅仅从《公约》看，从第27条中并不能推导出国家负有直接的、积极的保障少数人权利的义务。在制定《公约》草案时，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曾提出“国家承担积极保障义务”（The States shall ensure）的草案，但这一建议以8票反对，4票赞成，4票弃权的结果遭到了否决。不过，有的学者指出，《公约》第27条其实也包含了积极保护的因素。图姆夏特（Tomuschat）认为，根据第27条与《公约》第2条第1款的规定，如果国家为少数人提供了积极保护，例如，在公共领域或地方志中承认少数人的语言，为少数人建立保留地，为少数人的学校或文化组织及其活动提供经济援助，那么隶属于少数人的个人就可以要求政府实施上述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少数人权利保障这一问题上，联合国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权事务委员会1989年第37届会议通过的一般性意见认为，并非所有的区别性待遇都是歧视；只要这种区别的标准是合理的和客观的，并且是为了达到根据公约视为合法的目的。199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47/135号决议引人注目，该项决议突破了《公约》第27条的限制，其中第4条明确“国家必须承担采取措施保障少数人权利的义务”。 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为少数人权利性质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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