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雅各宾专政时期的人权实践也有一个历史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已经被罗伯斯比尔说得很清楚，法兰西处在国内外敌人的包围中，经济社会形势极端严峻，这个时候应该建立保卫社会自由革命政府而不是保护个人自由的立宪政府，因为正如罗伯斯比尔所说的，在狂风暴雨的时候将
宪法的大船推到海里去势必是万分危险的。这就是说为了民族的权力和人民的集体权利必须暂时牺牲公民个人的一些人权和自由，用现代的话说，当时的情形是“救亡压倒了民主和人权”。应当说，这是为雅各宾专政进行的一个非常合理的辩护。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雅各宾专政时期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也不能不说是罗伯斯比尔等人人权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与严格的形势分析相反，恐怖在很大部分上与军事危难不相关连。况且恐怖的来临是在所有战线恢复以后，不论是国内战线还是边境战线。”[11]（P137）大革命时期不断革命的结果使法治不能获得稳定的权威；民粹主义的盛行导致人民对自由的放纵；道德理想主义的信仰既使道德成为解决所有政见分歧的简单化标准，也使革命政府更可以在美德的道德光环下为所欲为，结果自由的放纵导致只有靠专制才能维持秩序，与雅各宾派观点不同的人就被视为邪恶的公民和人民的敌人，于是国民公会开始噤若寒蝉，人民的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被政府舆论的整齐划一所取代。这时当患了道德洁癖症的革命政府及其领导人按自己所定的美德标准挥起“替天行道”的利剑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它的咄咄逼人的锋芒了。
结 语
法国历史学家阿•索布尔不无同情地说，“罗伯斯比尔成了他那个时代的矛盾和他自身的矛盾的牺牲品。”[12]（P68）确实，作为人权革命时代的产物，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时代还是罗伯斯比尔本人的人权理论和实践都充满了矛盾：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了人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则，但 1791年
宪法建立起来的却是富人、男性、白人的统治；法国大革命试图通过剥夺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而实现人权的平等，但是实际结果却是以第三等级的特权剥夺了贵族和僧侣的人权；对罗伯斯比尔自身，其自由主义的人权理想也时时受到自己民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倾向的困扰；并且人权本身也蕴含着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之间的内在冲突，而人权这些矛盾和冲突这一切都在法国大革命和罗伯斯比尔的人权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通过解读罗伯斯比尔的人权观我们既看到了人权革命后人权所能迸发出的伟大力量，但同时也看到了人权在现实化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危险，这对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人权与自由、人权与平等、人权与民主、人权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注释】 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热拉尔·瓦尔特.罗伯斯庇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吴玉章.论自由主义权利观.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