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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伯斯比尔的人权思想中，他提出的出版自由理论非常独到深刻，并且可以说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这也是为思想和言论自由所作的最好辩护之一。他在《关于出版自由》的演讲中，对出版自由的性质和必要性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他指出，“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可能有区别：两种自由像自然界一样，都是神圣的；出版自由也像社会本身一样，是必需的”，因为“出版自由是鞭挞专制主义的最可怕的鞭子” [2]（P51）。罗伯斯比尔认为出版自由的基本优点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抑制那些被人民委之以权力的人的野心和专制作风，不断地提醒人民注意这些人可能对人民权利的侵害。他主张出版自由必须是完全的和无限制的，受限制的出版是自由的灾难，因为当权者为防止这种滥用出版自由的行为所采取那些预防措施本身，同时也就造成了几乎一切滥用行为。罗伯斯比尔进一步认为自由的出版是自由的维护者，这种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只能是发表一切对立意见的自由。之所以应该赋予好意见与坏意见以同等的自由，就是因为只有好意见才能保留下来。罗伯斯比尔相信社会舆论才是对个人意见的唯一有资格的判断者，所以借口取缔滥用出版权利而为作品规定的任何刑罚，都只会完全有利于恶习、谬误和专制政治，而不利于真理的发现和公民的自由。因此罗伯斯比尔主张，“要么必须放弃自由，要么必须赞同毫无限制的出版自由。”[2]（P66）
罗伯斯比尔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其人权观的一个闪光部分。人权概念的普遍性决定了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即使对于任何与社会为敌的人，也应该给予人道主义的对待，并且保护其人权。罗伯斯比尔主张，即使“对最残酷的敌人，对最反人道事业的人，也要予以人道的对待”。 [2]（P82）他在一次演讲中曾经宣称，如果有一天，他看到他最残酷的敌人、最反人道事业的人成为偏见的受害者而有被处死的危险，而如果他能把他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那将是其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罗伯斯比尔特别论证了死刑和残酷刑罚的非正当性。他在一次关于死刑的演讲中认为死刑是极端不公正的，而且死刑并不能有效防止或减少犯罪的发生，因此他主张把规定杀人的血腥法律从法国人的法典中删去。罗伯斯比尔基于对公共权力的警惕认为统治人类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权力，“立法者想过分使用政府的力量，结果只会削弱政府的力量”。 [2]（P71）在犯罪的人接受裁判时，是以社会一切人的力量来对付一个人，这个时候社会判处死刑是极不公正的，是过度使用政府的力量。从另外一个方面说，社会和政府过度使用暴力只能助长个人使用暴力的风气，从而反而可能会更加促使人们去犯罪。因此“刑罚中任何过分的严厉都是社会的犯罪行为”， [2]（P98）他呼吁一定要以人道主义对待犯罪的人。
二、自由主义的人权与平等主义的人权
罗伯斯比尔处心积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护社会和个人的自由，使其不受政府本身的侵害。为了保障人权，罗伯斯比尔处处将国家公共权力视为可能的最大敌人，他对公共权力的过度运用也忧心忡忡，甚至对于民主政体下的共和国政府他也深怀戒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罗伯斯比尔的人权的一个核心也就是社会尤其是个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包括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一系列政治自由，而且还包括个人私生活在内的个人自由。为了保障个人的这种自由，罗伯斯比尔曾经主张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政府的权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罗伯斯比尔的人权观并不仅限于防止政府侵犯人权，他对人权的理解也不仅限于个人单纯的自由，他进一步提出了人还应该拥有社会经济权利，包括劳动权利、受救助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罗伯斯比尔将这些权利统称为生存的权利。在他自己起草的人权宣言草案中，他认为人的基本权利有两项，一项是自由的权利，另一项就是“关心保全自己生存的权利”。 [2]（P136）这项生存的权利在罗伯斯比尔看来就是实现平等权的问题。如同对于自由一样，罗伯斯比尔对“神圣的平等充满了炽热的热忱” [2]（P114），他不但要求实现法律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要求实现经济上实质的平等。”如果贫困这个最严厉的法律迫使人民中最健康的和最众多的那一部分放弃权利，那么法律对于权利平等的原则表示假仁假义的尊重又有什么意义呢？”[2]（P152）他虽然承认财产的平等只是一种空想，但是他意识到财产的极端悬殊是许多灾难和犯罪的根源，因此他对不考虑人们经济平等的人权宣言草案表示大为不满，他质问道：“你们的宣言好像不是为了一切人，而只是为了富人、采购商、股票投机者和暴君们制定的。”[2]（P134）为了不致使平等成为幻影，他主张给予贫困者必要的帮助应该成为富人对穷人的神圣义务；对于收入不超过其生存所必需的金额的公民，不应让他负担社会开支；为了不使财产的不平等取消权利的平等，应该对担任陪审员或其他社会工作的公民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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