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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用使得先定的文本意义更不可能存在。当将一个数年以前所制定的法律应用于一个当代的案件中，时间距离不仅使得对原初意义的寻求具有误导性，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的真理。这就是加达默尔所宣称的历史距离的“诠释学创造性”。[33]法律诠释学从这种时间当中获得力量和洞见，并且更进一步的，依赖于对一般(法律)和所适用的特别（案件）间的距离的创造力。要立法者事先解决每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并且：“即使社会关系没有变化、抑或现实的历史变化并没有使现行法律变得过时或不恰当，在法律与个案之间架起桥梁的诠释学任务仍然是存在的。”[34]没有哪一部法典能够预测到所有的应用。加达默尔说：“现实编纂法律的过程中为法律的具体化留下活动空间，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观念而以任意的尺度消减这种活动空间，这并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完善性。相反在法规本身及一切法律秩序的意义上说倒该是具有‘灵活的’方式，从而使它具有这种活动空间。”[35]“所谓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在某中活动空间内。留下这种活动空间显然极少废除法律秩序的意义，因此它毋宁属于实际状况本质本身：‘法律是一般的，因此它不能适用于一切个别案件’。事实并不依赖于法律的编纂，情况正相反，只是因为法律上是自在的并按其本质是一般的，法律的编纂本身才是可能的。”[36]
加达默尔最后的主张是法律文本的解释和应用并不因为法律的强制效力而应予以与历史文本不同的对待。法律人对于法律通过迫使我们使我们的行动服从于权威解释而改变我们生活的独特方式加以的特别注意，加达默尔认为这很古怪。加达默尔认为，由于解释是我们持续不断地整合我们生存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的方式，每一个解释的境遇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法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与其他文本相比所具有的差异仅仅是一种程度上的。
然而加达默尔也许承认在法律解释和文学解释之间存在一种真正的区别：法律解释需要一个协调者（法官），而其他类型的解释则不需要。我们这些服从法律的人都在解释它，但这导致一种解释的多元状态（特别是当解释者受到明显的自身利益的驱使时，便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前理解）。法官是这种多元性的协调者，法官这一职务的特别角色就是解释，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在多个解释中选择一个承认其效力。甚至与权威的文学批评（它对某个文学作品的观点被认为是具有说服力的）也不相同。法官既是解释者也是审查者：他选择一个解释而舍弃其他解释。法官在法律制度中的地位使得其解释具有与文学批评很不相同的正式效力。
第三方的重要性以及作为第三方的法官在国家中的地位表明法律解释与其他类型的解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虽然不能使得加达默尔的诠释学在法律解释中失去效用但却确实表明诠释学在法律解释中具有其特性。例如，法官不仅需要联系法律和案件之间，过去和现在之间，还要将他自己和案件之间加以联系，案件及其当事人均作为陌生人出现在他的法院。法官也必须考虑他的解释将对不在他面前的其他人或其他情况所造成的影响。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官的司法解释在法律解释中所具有的更大的道义责任。这一道德责任使得法官（以及其他具有法律权力的解释者）应当思考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在加达默尔意义上的性质。
【注释】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本文所称法律解释仅指解释制定法（statute），而不包括解释先例。
在美国法理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有下列三种。其一是文本主义(textualist)的方法，其认为对于法律的解释应着眼于法律概念的涵义，语法规则，制定法结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法律解释戒条(规则，canon)等。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Scalia。参见Eskridge， The New Textualism，37 UCLA L.Rew.621(1990).其二是原意主义的方法，也可称作”考古学”(archaeological)的方法，这种观点认为法律的解释就是通过考察立法背景以及立法过程中的公共舆论来重构立法者的意图。其代表人物是早期波斯纳，参见R.Posner， The Federal Courts: Crisis and Reform 286-289(1985);Maltz，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Legislative Power: The Case for a Modified Intentionalist Approach，63 Tul.L.R.ew.1，3-6(1988).其三被称为”着眼当下”(present-minded)的方法，它重视考察当前的法律和社会背景，探究在这一背景下法律文本所应当具有的合理涵义。其代表人物是Aleinikoff，参见Aleinikoff， Updating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87 Mic. L. Rev.而在欧洲大陆，一般将法律解释的方法分为：文理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有时还将合宪性解释包括进来。
埃斯克里奇是一部在美国法学院具有重要影响的立法学案例书的两名作者之一，William N. Eskridge， Jr. & Philip P. Frickey ， Cases and Materials on Legislation: Statutes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Policy (1988).在法律解释问题上他的论著更是数目庞大，并且保持着非常高的引注率： William N. Eskridge， Jr.， Public Law from the Bottom Up， 97 W. Va. L. Rev. 141 (1995); william N. Eskridge， Jr.，Dynamic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william N. Eskridge， Jr. & John Ferejohn， Politics，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he Rule of Law 265 (Ian Shapiro ed.， 1994)， The Rule of Law]; William N. Eskridge， Jr. & Philip P. Frickey， Foreword: Law as Equilibrium， 108 Harv. L. Rev. 26 (1994); William N. Eskridge， Jr.， 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 Twentieth- Century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in a Nutshell， 61 Geo. Wash. L. Rev. 1731 (1993); William N. Eskridge， Jr.， The Judicial Review Game， 88 Nw. U. L. Rev. 382 (1993); William N. Eskridge， Jr.， Cycling Legislative Intent， 12 Int’l Rev. L. & Econ. 260 (1992); William N. Eskridge， Jr. & John Ferejohn， The Article I， Section 7 Game， 80 Geo. L.J. 523 (1992); William N. Eskridge， Jr. & Philip P. Frickey， Quasi-Constitutional Law: Clear Statement Rules as Constitutional Lawmaking， 45 Vand. L. Rev. 593 (1992); William N. Eskridge， Jr.， The New Public Law Movement: Moderation as a Postmodern Cultural Form， 89 Mich. L. Rev. 707 (1991); William N. Eskridge， Jr.， Overriding Supreme Court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Decisions， 101 Yale L.J. 331 (1991); William N. Eskridge， Jr.， Reneging on History?: Playing the Court/Congress/President Civil Rights Game， 79 Cal. L. Rev. 613 (1991); William N. Eskridge， Jr.， The Case of the Amorous Defendant: Criticizing Absolute Stare Decisis for Statutory Cases， 88 Mich. L. Rev. 2450 (1990); William N. Eskridge， Jr.， Gadamer/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90 Colum. L. Rev . 609 (1990); William N. Eskridge， Jr.， Legislative History Values， 66 Chi.-Kent L. Rev. 365 (1990); William N. Eskridge， Jr.， The New Textualism， 37 UCLA L. Rev. 621 (1990); William N. Eskridge， Jr. & Philip P. Frickey，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s Practical Reasoning， 42 Stan. L. Rev. 321 (1990); William N. Eskridge， Jr.， Public Values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137 U. Pa. L. Rev. 1007 (1989); William N. Eskridge， Jr.， Spinning Legislative Supremacy， 78 Geo. L.J. 319 (1989); William N. Eskridge， Jr.， Interpreting Legislative Inaction， 87 Mich. L. Rev. 67 (1988); William N. Eskridge， Jr.， Overruling Statutory Precedents， 76 Geo. L.J. 1361 (1988); William N. Eskridge， Jr.， Politics Without Romance: Implications of Public Choice Theory for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74 Va. L. Rev. 275 (1988); William N. Eskridge， Jr.， Dynamic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135 U. Pa. L. Rev. 1479 (1987); William N. Eskridge， Jr. & Philip P. Frickey， Legislation Scholarship and Pedagogy in the Post-Legal Process Era， 48 U. Pitt. L. Rev. 691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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