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从上文对付款人效力的论述，可以知道，付款人保付后就应负绝对付款责任。如果赋予保付人追索权，保付人应负的是偿付责任而非付款责任，保付人的付款并没消灭票据，这与票据理论相违背――付款人付款后，票据关系即消灭。付款人与承认和其他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应属一般民法所调整的范围。
保付后，持票人能否撤销，在各国立法有很大分歧。台湾
票据法认为，保付后，出票人不得撤销付款委托，即使持票人破产，也影响保付的效力，不论在提示期间经过以前或经过以后，出票人都不得撤回付款委托。日本支票法规定：为付款保证的付款人，仅于提示期限届满前提示支票时，负其付款义务。按照一般的票据付款委托撤回理论，可以认为日本保付委托在提示期间届满后可以撤回。从美国《统一流通
证券法》对提示期间没有限制，可以知道，美国是不能撤回保付委托的。笔者认为，保付委托在提示期间经过后可以撤销，这是由于支票的特性所决定的。支票既是支付票据又是信用票据，票据存在基础在于流通（从美国《流通
证券法》就可以看出）。如果长时间不进入流通领域，就失去流通证券之性质。所以法律应该设计相应的激励流通机制，票据的期间设计就是各国通行的做法。
（三）对背书人的效力
付款人在支票上保付记载后，背书人即免责，即使付款人不付款，也不得对背书人追索。背书人免责原因即使出卖人免责之原因，因为两者都是被免除被追索责任。
（四）对持票人的效力
台湾
票据法规定，支票丧失时，不得为止付通知，只能依公示摧告程序申请法院作出除权判决；持票人在付款提示期限内没有提示的，仍然可以请求付款。台湾
票据法在修改前认为，票据的丧失，就像货币丧失一样，不能止付通知，亦不能公示催告程序申请法院作出除权判决。笔者认为，保付支票虽形同支票，但毕竟非货币，保付支票最终要兑换成货币，付款人并不因是保付支票而免除付款检察、核对程序。因此，保付支票丧失救济应与一般支票相同。
四、我国保付支票的立法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时期的
票据法即现行的台湾
票据法随之在大陆废除了，1950年8月在京举行的全国金融业联系会议决定：行庄不得发行本票，禁止发行迟期支票，支票时效期为一年。
之后，由于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形式趋向单一金融实行统存统贷，信用集中到银行，对商业信用以行政的手段控制、清理。除了在国际贸易使用一定的票据外，国内取消了汇票和本票，从1952年开始，个人支票被禁止，企业单位使用的支票也有较大的限制，而且不得背书或交付转让。而保付主要功能是增强支票的信用，所以这一时期根本没有保付支票存在的基础和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