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支票保付后，除持票人同意，不得只给付支票金额的一部分；票据保证可以给付部分金额，我国则只能全部支付。
第四，付款的效力不同。保付人付款后，支票上的票据权利义务就消灭，不存在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追索问题。保证人付款后，只消灭部分票据权利义务即被保证人的后手得以免除票据责任，而不在家人仍可向承兑人、被保证人及其前手行使追索权。
最后，行为责任不同。支票的付款人一旦保付，将成为支票的绝对的付款义务人，使包括持票人在内的其他票据债务人免责。日本支票法则无此效力。
保证人为保证之后，则与被保证人承担相同的连带责任，并确保证人付款后，还可以债权人的身份向被保证人及其前手主张票据权利。
综上所述，支票的保付行为与票据的承兑和担保有着质的差别，其为支票所特有。保付效力也必然有其特殊之处。
三、保付支票之效力
保付支票作为一种特殊支票，对增强支票的信用，促进支票的流通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么，保付支票在票据法上必然有其特殊效力，以此来保证其作用的发挥。笔者以下结合各国和地区立法，从不同当事人角度，来分析保付支票效力。
（一）对于付款人的效力
美国和台湾地区票据法规定，付款人保付后，其付款责任与汇票的承兑人同责，即付款人负有绝对付款责任；付款人不为存款额外或信用契约所约定以外的保付，如果违反此规定而为保付，仍然具有保付效力，只是对付款人处以罚款但处罚不得超过支票金额。日本支票法认为保付人的责任为偿还责任，并不生绝对付款效力，对银行的保付也给予一定的限制。
笔者认为，付款是票据消灭的主要原因，保付的意思表示就给持票人付款的期待，保付所期待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付款、消灭票据，所以，保付人应负完全绝对付款责任。但对保付行为也应加以限制，主要因为付款人为银行，保付过多易造成银行的资金短缺或信用膨胀，可能危急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当然这种限制是行政行为，并不影响保付之效力。
（二）对出票人的效力
台湾票据法认为，支票已经保付，发票人免责，即使保付人不付款，持票人也不得对持票人行使追索权；而日本支票法则规定：如为前款提示而未获付款时，应依第三十九条规定证明之；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五条规定，准用于前款情形；出票人及其他支票债务人，不因付款保证而免其责任；即日本赋予了保付人对出票人的追索权，并限制了提示支票的时间。美国《统一流通证券法》规定出票人免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