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已不限于有形市场；如何理顺虚拟市场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现代行政法所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张永伟的“电子空间的发展与规制——互联网管理模式的法律分析”所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技术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其引发的社会性后果，均离不开反映规律和人类需要的规则的调整，这些调整性的规则体系就构成了电子空间的制度。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一主题：电子空间自治——对国家管理权力的挑战、政府管理电子空间——可行性与正当性研究、电子空间管理——寻求利益平衡的法治建构。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与大学有关的案件的出现，高等学校在法庭上以被告身份频频露面。这一系列案件的出现，从不同的侧面引发了人们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司法实践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湛中乐、李凤英的“论高等学校法律地位”一文认为，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问题始终是萦绕上述各案的一个重要问题。高等学校究竟是一个何种性质的法律主体?它具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它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行使法律、法规甚或规章授予的行政职权或公共管理职权?它与学生、教师的关系如何?对于高等学校的管理行为，法院是否有或者是否应有司法审查权，如果有，其审查范围和方式如何?本文围绕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问题，结合相关案例，从不同的方面展开了论述。
事实上，无论复议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并非都能受理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对任何行政行为提出的复议或诉讼，因为，它们都要受制于法定的提起复议或起诉的条件。康凯的“对甲诉某市政府不予复议案的分析”所针对的就是《行政法论丛（第3卷）》上所刊登的案例。这是一个对复议机关不予复议决定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本文通过此案主要探讨了在行政诉讼中能否确定成熟性原则。
本卷执行编辑由宋功德同志担任。在编辑过程中，还得到石佑启、赵永伟等同志的协助。学位论文内容摘要的汇集得到了全国各个博士、硕士点导师的支持，谨表谢忱。
罗豪才
2001年2月
第5卷
目次
准政府组织专题
准政府组织研究纲要 沈 岿（1）
公法视野下中国证券管制体制的演进 董炯 彭冰（12）
公立高等学校如何走出法治真空
——学校与学生的关系维度 沈 岿（54）
国家治理视角中的村民委员会 何海波（105）
村民自治与个体权利救济
——论村民委员会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地位 章永乐 杨旭（137）
行业组织管理及其权力来源
——一个行政法的视角 黎 军（179）
消费者协会的自治悖论
——“消费者问题”与“消费者协会问题”的对峙 宋功德（202）
社会中介组织行政法问题初探 文正邦 陆伟明（246）
行政权与行政行为专题
论行政权力的物质保障要素 方世荣 戚建刚（278）
行政服务承诺制析论 石佑启（308）
行政救济法专题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袁曙宏 李洪雷（333）
入世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江必新（374）
《
行政诉讼法》新司法解释第
53条质疑
——兼论行政复议的性质 程雁雷 安扬（396）
行政诉讼主体论 张 越（405）
论行政解决民事纠纷 何 兵（482）
现代申诉专员制度与失当行政行为救济 林莉红（510）
域外行政法评介
交际费、食粮费情报公开诉讼及其意义
——日本行政诉讼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发展 赵正群（535）
美国行政会议研究 蔡力伟（560）
附：下一卷案例研究材料
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提价案 （588）
卷首语
《行政法论丛》第五卷与大家见面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行政法学界过去一年来的理论研究成果，[1]其中的一些篇目在行政法学的相关领域有一定的开拓和创新，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相信读者们在阅读时会有所体会。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已经跨入新的世纪。伟大的事业离不开伟大的理论。当前，我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两项宏伟而艰巨的任务都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今年8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时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要。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把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是对包括我们法学研究工作者在内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极大鞭策和鼓舞，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创新提供了动力，指明了方向。
认识世界，反映世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导人们改造社会的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力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在这方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的确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也正是有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够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的时期。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向导和决策参考。法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法学工作者用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创新成果，为确立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为解决立法、执法、司法和提高全民族法律意识的具体实践，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有这一切表明，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立足国情，立足当代，放眼世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能取得丰硕成果，就能对社会、对时代、对人民有所贡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政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行政法基本理论问题和一系列行政法具体制度问题的研究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为当代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然而，今后一个时期摆在我们行政法学界面前的理论研究任务并不轻松。我们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研究还不够扎实，有待进一步深入；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领域还不够广泛，有待进一步扩大；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有待进一步引入；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视野还不开阔，有待进一步拓展。尤其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我国加入WTO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我国整个法学界特别是行政法学界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考验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