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笔者再来说说“考研变高考”的第二种含义：现在“考研”的架势如同“高考”，不但形势象，就连备考也象。就此种含义的说法，笔者以为至少包含有两个问题：一是在一些地方院的考生像备“高考”一样备“研考”是那些考生的错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考研”如此强劲的势头呢？。同样地，笔者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有一些所谓“名校”出身的硕士生看不起“出身低微”的地方院校生，其理据是“你太差，与我不是同一档次”。现在让笔者来分析那些“高贵生”理据的合理性。考试永远是一个资格“门槛”，它只是筛选它所要求的考生。在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时候，我们都假定研究生考试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只要能通过这一考试的就都是合格的研究生新生。换言之，从“合格”这种意义上说，不管是“名校”或“牛校”出身的考生，还是地方院校的考生是处于同一档次的。当然以上是从法学中的“程序正义”的意义上说的。但依法理常识，“程序正义”并不能绝然保证“实体正义”，也就是说，并不能绝对保证研究生新生的质量（不论是从考试内容上要求，还是从招生目的上要求）。问题出在哪呢？考生永远是无辜的。可以说，考生通过“研考”进入研究生院，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表明他们是合格的研究生新生。而其备考的过程及所在院校“高考”式的管理，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能成为质疑研究生考生水平的理据（不论是法律上的，还是道德上的）。笔者以为问题主要出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上，出在考试的程序及内容上。更进一步说，由于专业出题是由招生院校自主出题，问题出在招生院校的“出题者”身上，再更进一步说，是出在想招“研究生”的导师身上，因为只他们可能有资格制定考试的内容和程序。因此，要改变导师招不到想要的学生，研究生教育达不到预定的目的的情势，掌握着筛选学生标准的研究生“导师”要负首责。
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考研”如此强劲的势头呢？对于此种现象，邓正来先生在一篇博文中对此作了理性分析，笔者很受启发。但光从该博文的题目《对“考研变高考”的制度性追究》来看，邓先生就“不够”理性。何出此言呢？正如笔者上文所言，“考研变高考”这一说法并不具有确指的性质，这就让笔者觉得邓先生有默认“‘研考’天然地比‘高考’品种高贵”的嫌疑。上述判断，依笔者前述之分析，显然是不成立的。再细读先生文章，先生以为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对学术并不感兴趣的本科生参加“考研”是考生们为了取得瓜分中国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利益的资格，获取进入利益“角斗场”的“门票”。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由“中国当下的地区差距、层级不同等结构性因素以及最为重要贫富悬殊之结构”决定的。先生最后跳出这种逻辑结构，指出其“根本的目的是要指出中国高等院校应试制度这种安排并不是一种自足性的制度安排，而毋宁是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安排的一种依附性的制度安排——它实际上是对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安排的一种回应。”邓先生的剖析不可谓不严谨，但如果只是“常识式”的严谨分析对阅者的进一步研究又有何助益呢？尽管“树靶难”，批靶容易，但这也不能“豁免”先生对这一社会现象“简陋”的分析。依然是上面那句话，任何没有理据支撑的判断都是无力的。之所以说，邓正来先生在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上是简陋的，是因为：考试制度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资源分配的手段，从古及今皆然，先生能指出哪一种考试不是关涉利益分配的。还有，说当下考试制度是“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安排的一种依附的制度安排”，这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决定思想上层建筑”的说法有何区别。这种“大而化之”的分析法是先生一向“批判”的，怎么面对这一社会现象，先生就忘了呢？看来，即使是（在笔者心目中）最严谨的学者也有“浮躁”的一面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