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专利的有限的适当的保护期限，也是反垄断限制的一种形式。当然，适当的、理想的专利保护期限问题是从经济的观点讨论的。例如，William Nordhaus 对
专利法的激励理论作过充分的论述[10]（P267）， 在这些论述中他特别关注的仍然是专利权的期限方面。他指出：专利期限或者效率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刺激发明活动的增长。由此产生的社会福利的受益包括由于更多的智力产品的分配而减少的消费者的盈余和生产者盈余的现值。理想的状况是，专利权的期限或效率增加到边际效用与边际成本相等之处［11］（P14-15）。然而，更长的期限意味着对信息的垄断秩序更长，这样会有与垄断相关的更多的低效率上的损失[10]（P267）。这里是寻求在垄断的低效率与由专利激发的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更大的社会产出之间的平衡[12]。对理想的专利期限的分析，涉及到专利期限或者是在更大的专利保护所增加的发明和与更大的专利保护相关的、增加的社会成本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从经济学的促进社会效率观点以及公平的角度看，专利保护期存在着一个理想的“点”。在这一点上延伸，即给予更长的保护期，会通过强化专利权而增强对从事发明创造的激励的总量，这是一种社会利益。但同时，增加专利的保护期限也具有社会成本，因为增加专利的保护期限使对技术的限制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在授予的专利垄断权过长的情况下，垄断权实施给社会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自由接近所造成的损害将超过实施垄断权所带来的社会利益。这种保护期限将不利于实现
专利法促进社会进步的宗旨。期限过短则意味着专利权人难以取得理想的经济效果。理想的专利期限就是要确定这样一个点，即社会利益和成本在“在边际上平衡”。如何确定理想的平衡点，即成为专利方面经济学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着重探讨的。这里只是提出，在专利期限上确实存在着一个理想的平衡点。考察专利制度的历史可以看出，专利的保护期限有延长的趋向。本文认为，从均衡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角度看，在一定时期是否应当延长专利的期限以及延长的幅度，应着重评估延长专利的保护期限所实现的社会受益是否超过了社会成本。如果超过了，那么就应当延长保护期限，反之则不应当延长。
即使是从经济上确证专利权的理想期限，因为存在种种不确定因素而变得相当困难。例如，专利的实施状况、专利本身的成本、专利的社会效益等因素都具有可变性。为了便于操作，原则上对创造性程度不同的专利被赋予同样的保护期限。但是，为了在不同的发明人之间、发明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实现利益的平衡和实质性的公平，
专利法试图通过一些其他的配套机制来调整。例如，规定小的发明只能获得相对短的垄断保护期，大的专利发明可以获得比较长的保护期，相当于现代工业社会中现有的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另外，专利年费制度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专利的适度与合理范围的期限作出规定，在实质上它却具有均衡和协调专利权人垄断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的作用，因为随着专利保护时间的延续，不断增加的年费也会是使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发明提前进入公有领域。如果专利权没有多大的社会价值，或者实施该专利权的社会成本大于社会利益，那么专利权人即可以通过不缴纳年费的形式放弃专利权。也就是专利权人通过将专利的垄断时间调整到在社会成本超过社会受益之前终止，社会成本能降到与社会受益相平衡。在这个意义上，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也实现了一个“对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