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引导人的基本路径有两种，其一，改变人的成本结构。制度遵循成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被遵循的障碍，制度对这种障碍的排除主要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着手，积极的排除是指制度应该最大可能地降低经济人对其遵循的程序成本，并且应该使经济人的遵循制度的机会成本最小化；而消极的排除则是指设定不遵循制度的成本，并且最终要使经济人实际所核算的遵循制度的收益略高于不遵循制度的收益，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引导，才有可能把经济人的行为引导到遵循制度的框架下来。其二，改变人的收益结构。如为了禁止地方政府部门的乱收费，可以考虑改变这些乱收费用的归属，使地方政府部门无利可图，从而促使其主动放弃这些行为。制度通过上述两种路径改变人行为的净收益而对其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具体言之，对命令性规范而言，行为人如果以积极的行为予以遵循，则会承受相应的行为成本；如果以消极的不作为不予以遵循，则不作为者虽无须承担行为成本，但会承担法律所给予的违法成本。对禁止性规范而言，行为人如果以消极的不作为予以遵循，则会导致不作为者某种获利机会的丧失；如果以积极的作为不予以遵循，则行为人虽能获得某种利益，但须承受行为成本和违法成本两种成本。所以我们必须基于遵循制度对遵循者的代价和不遵循制度对不遵循者的收益之上进行制度建设，理想的制度应该促使人在该作为时，则作为，在该不作为时，则不作为。对于不被普遍遵循的制度，我们在进行制度变迁时，应该考虑降低行为人的守法成本，并尽可能地提高行为人的守法收益，还应提高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使绝大多数的人守法收益大于违法收益，从而制度得到遵循。
需要强调的是，法律的引导作用的实现并不在于行为规范本身，而在于这种规范是否实质性地、有效地改变了人的净收益结构，之所以要实质性地改变，是因为没有后果模式的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对行为人的收益根本不会有丝毫改变，故不会对人的行为选择产生大的影响；而之所以要有效地改变，是因为这种改变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上，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使这种改变成为现实，从而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如果制度不能实质性地、有效地改变人的净收益，则该制度会起到反向的引导作用，这种反向的引导的直接后果是出现该制度的目标之外的种种行为，从而对社会的秩序、效率、公平产生不良影响。数量众多的不年检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就与这种制度的反向引导作用有关。所以，对不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问题，我们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实质性地、有效地改变相关主体的利益结构，把这些原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的行为引导到或参与年检、或主动注销、或合法成立等三方面，这正是
公司法所要达到的目的。
三、克服路径分析
公司的注销和吊销都使公司丧失主体资格，但公司的注销是公司消亡的最主要方式，绝大多数公司经由经营者的申请而被注销，所以法律应该有良好的制度设计使这条渠道更加畅通；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的直接后果是公司在法律上的消亡，但法律不应把吊销营业执照仅仅作为一种使公司丧失主体地位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还应把它作为一种惩罚违法行为的工具，只有这样，需要被吊销的公司数量就会大大减少。根据上述综合分析的结论，对几种企业的不同情况我们需要作出不同的制度回应。在决定解散的企业中，有小部分企业平时合法经营但因嫌注销程序麻烦而不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对这部分企业的行为，可以从两方面作出制度回应，其一，考虑现行制度所确定的程序是否过于繁杂，如过于繁杂，则予以简化，以使其不再感到麻烦；其二，既然这些企业嫌正常的程序麻烦，就应该通过法律责任的设定和完善，给予其更大的麻烦，以使其主动接受相对更小的麻烦。在不参与年检的企业中，有一部分企业对其执照被吊销持放任态度，制度的回应应该增加其放任的成本，促使其作出或注销执照、或主动年检的行为选择。在不参与年检的企业中，还有一部分企业平时有一些轻微违法行为，其违法的程度和行为的危害性尚不足以吊销其营业执照，但其违法行为使其不能在申请营业执照注销时递交制度所要求的资料，或会导致其在准备资料时有过多的支出，从而使其不申请注销营业执照。对这部分企业，制度的回应主要应该从提高其不主动注销的代价着手，这种代价应该足够的大，以至于企业在成立之时及平时经营的过程中，都会考虑到这种代价，从而对其当时的行为产生影响。总之，我们应该在以下二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改变公司注销和公司被吊销的利益结构，从而引导公司主动作出良性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