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宽泛肯定说。即认为《
合同法》第
64条实际上包括了两种情况，一是涉他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为给付，该第三人即因此取得直接请求给付权利的合同。二是第三人代债权人接受履行，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代债权人接受履行，第三人并不独立享有合同上的权利和利益，而只是代替债权人接受履行（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35]此说在承认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同时，又纳入了不纯正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故被称为宽泛肯定说。
四为不足肯定说。认为《
合同法》第
64条所规定的就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此种合同是当事人为第三人设定了合同权利，由第三人取得利益。但该规定存在着一些不足，从立法论角度讲，制定民法典时宜加以改进，其中应当规定该第三人对于债务人享有直接的请求权。[36]
上述观点分歧，原因即在于
合同法第
64条就第三人之直接请求权存有“漏洞”，从而导致解释者各执一词，难以取舍。然现实中为第三人约定利益之合同又大量存在，于是，在债务人不为给付的情形下，第三人得否依该规定直接请求履行，成为司法实务不得不解决之问题。而这一问题之真正解决，就笔者看来，又系于法官对这一规定的解释与适用。
（二）解释
本案中，法院认为，尽管
合同法规定的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条款中仅写明的是，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当认为第三人有权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就此解释论，在笔者看来，乃是运用民法解释中的创设性补充方法，对
合同法第
64条之法律漏洞做出的补充（解释）。
所谓法律漏洞，是指依现行法规定之基本思想及内在目的，对于某项问题，可期待设有规定，而未设规定。[37]就此漏洞，当得依一定方法予以填补，依学者归纳，主要有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及创设性补充方法。其中，创设性补充系指依据法理，就现存实证法毫无依据之类型，创造其规范依据而言。其之所以成为一种漏洞补充方法，理由在于：“良以法律有时而尽，又不能从上述漏洞补充方法获得依据，如认为有必要加以规范时，唯有依据法理念及事理，创造规范以济其穷。”[38]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将此种方法称为“超越法律计划之外的法的续造”，[39]而日本学者石田欀则将其称为“任由解释者价值判断”，他认为，依诸种方法仍不得填补漏洞时，解释者应依法理进行价值判断，但应注意：①解释者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应受制约；②解释者作价值判断时，应尽可能依外国立法例、起草者意见及一般法感情等为判断；③解释者的价值判断不得反于法律规定及法理。[40]
由此，为保证漏洞填补之合理及妥当，尚需依据法律解释规则对此补充结论进行充分考量和检验。依次如下：
首先，这种创设性补充是否违反条文本义？解释、补充法律，应尊重法条文义，始能维护法律尊严及其安定性价值，故法律解释必先由文义解释入手，且不得超过可能之含义。[41]就《
合同法》第
64条而言，其所规范的对象是“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情形，法律效果在于“债务人未向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责任”，至于第三人是否享有直接的直接请求权，则未予明确。前已述及，第三人利益合同有广义（不纯正）及狭义（纯正）之区分，既然该规定未明确仅适用于不纯正的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则当不得排除纯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亦属于该条的规范对象，并否定在后者情形下第三人之直接请求权。因为，合同相对性原则本属当然之理，债务人未履行约定义务，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即使不特设第64条规定，亦属当然。况且，在文义上，明定债务人于违约场合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同时，也并不排除债务人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可能。[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