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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税收理论界就均等牺牲说的“均等”一词，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解释：一是绝对均等，即所有纳税人应承受同等的税负，税负均等、牺牲均等；二是比例均等，即各个纳税人因纳税而感受的牺牲程度应与其收入成正比，简言之，多得多纳税；三是边际均等（最小牺牲），依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货币收入越多，边际效用越小；反之，货币收入越少，边际效用越大。换言之，纳税能力与货币收入成正比，而与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成反比。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以及世界各国长期实践的比较和选择，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将边际均等的解释视为公平税负的关键和能力原则的归宿。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所得征税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实现边际均等当作一项基本的原则性要求。因此，政府依其需要从最高收入者依次征收税款，对最低收入者实行免税，以使税后所得趋于均等。就纳税者个人而言，这就可以使每个人所感受的边际牺牲程度实现均等，就社会全体而言，这就可以使全社会的牺牲总量达到最小的限度。也是前提的不公平过渡到实质公平或结果公平的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四、契合非均衡经济构建实质公平的和谐税法
如前所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的影响，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取向是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合理性的。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并非因之对“效率优先”的倡导，而是在确立这一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原则时忽略了，或是出于其他原因使其由行政垄断到对资源的垄断，由资源垄断形成权利不平等而招致创造财富的机会不平等，这样的逻辑结果就不必赘述了。即使转轨经济发展时期，确定“效率优先”无可厚非，然而一旦有了制度性垄断的便车可搭，不仅会产生持续性对旧有垄断性制度的路径依赖，而且还在学术界、舆论界乃至社会层面将“效率优先”笼统地不加深究地弄成权力垄断、资源垄断、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替罪羊，致使效率成为贫富两极分化群起而攻之的靶标，这对效率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既然，国情使然制度性变革非一日之功所能健全和完善，那么非均衡经济法制仍会有一定的存续空间，社会现实的权利不平等、资源的行政性垄断和制度性路径依赖等依然会持续下去。在此制度环境下，完全照搬西方赋税公平的理论、原则和法制，显然有南橘北枳之不适。我认为，重构转轨时期调节收入差距，平衡贫富悬殊的赋税公平原则和法制，必须厘清和承认赋税公平搁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其功用和价值是迥然不同的：在西方法制环境中，公平正义理念体现在纳税人面前的是机会均等，而且税收法定主义的意志力源自于纳税人，公平税负自然在有基本福利保障的法治平台上展开，简言之，执民主宪政之牛耳者乃纳税人也；而在我国抽象的公平与实践中普遍垄断的制度环境下，即使借他乡之税负公平衡器,也不可能在现实的金字塔结构式的倾斜面上保持自身的公平样态，因为在一个本身公平和公正的量度衡器上，其测度公平的天平指引着人们对公平度的认知，继而增减砝码达致公平；而于权利（权力）、资源构筑的金字塔式的制度结构中，人们祈求的理想税负公平衡器却不能与其所在的实存制度环境相匹配，现实的契合不过是恶意利用称之为法律的继续制造贫富差距，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行政垄断下屡经“听政”的诸多政策的相继出台。所以，税法调节功能的公平性必须先作契合基本制度环境的调校，也就是针对行政垄断、资源垄断和权利不平等，甚至权力寻租和腐败进行税法调节功能的修正，而不是把税法追求平等主义置于普遍原则的地位，这可以看成是从不公平到公平的不可或缺的平衡过程。
要使税法这个公平衡器能够测度和显示目标公平，就必须使公平衡器的机座与本土制度环境达成一个共同的公平基础，而不是“采取鸵鸟态度，把头埋在沙堆里”[14]对本土制度环境的不公平样态视而不见，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地将不公平简单地归咎为公平税负问题。其实，要与不公平样态的制度模型对应契合成一个共同的公平基础，以承载可观测和量度的税收调控功能的衡器，而另一个与之对应的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法律制度模型，从技术上讲就必须同样不能是独自公平的。因为，在不公平的制度环境不能或暂时不能自省修正的情况下，要追求和达到公平的社会结果，除了外生的足以契合环境资源使之互动之外，那种惯常热议的所谓公平，其定位和镜像直接反映的是社会公平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讲那只仅仅是一种终极追求而已，所以，终极的和抽象的公平追求并不能取代技术和操作层面不公平的工具型制度功能，只不过这种不公平不是有利于既存制度受益的集团和群体，反而是有利于既有制度受损的穷困群体，从而方能扭转初始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公极有可能导致结果,“乘数” 的不公平的格局，最终达致共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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