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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国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客观上在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依附于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环境，资源供给不受权利制约，价格因素弱化，环境补偿与救济欠缺的情势下，更是一种无障碍发展的新模式和快速致富的途径。然而，反思包括税法在内的诸多制度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引导下铸就的功能异化，使得各个位阶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刻意追求和体现“效率优先”的实际效果，甚至到了忽视“人本”的绝对优先的地步，更使得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平被沦为非主流的“兼顾”，或者说公平在效率的力道上则不予公平论的地步，而且极为致害的是，这种效率与公平的人为界定和划分，作为抽象和具体的法律行为的指导方针，那么种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在“效率”标示下畅行，如此这般，遗留下来的社会疾患又何止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趋大的危局？或许这才是制度、原则和规范的制定者始料不及的。
二、不同经济制度下税法功能的效率与公平
很显然，空泛地谈论制度层面的效率与公平，无助于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精彩纷呈的制度性功绩的源泉，也不利于解脱当下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挟进的现实困境，更不可能创建在法制的轨道上分享改革成果的税法机制，因为，姑且不论是否应将效率与公平作为对立统一体，来考量对人类社会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功效，即使将其已然绑定并指引改革路径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利益分配原则，置于径渭分明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或私有制市场经济基本制度之中，其生发的动力、运行方式及最终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同样，税法虽不是唯一却无疑是分享改革成果和建构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的利益分配制度，只有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中进行实证，方能找准税法功能应持有的位置。
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不仅对税法及其功能有统辖作用，而且对整个法制体系起着酵母作用的利益分配原则，就有必要把它分解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效率观与公平观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观与公平观进行扼要对比和论证。在此基础上，便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求养老保障、医疗等社会法制保障来协同解决社会失衡的问题。
（一）传统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的效率观与公平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最直接体现着公平社会财富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原因，还是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在关乎效率与公平于两种体制下孰优孰劣的学术较量。直至1989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仍在他那部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与很多怀疑论社会主义者以前的想法相反，苏联经济证明了，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可以正常运转，甚至很有活力。”[4]然而，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制度性搏弈之后的当下，“一种观念认为，就创造和利用生产性资源而言，由政府对经济进行集中指挥，与建立在不断波动的价格、利润和财产权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相比，是一种更有效率、也更公平的方法，但这种观念现在已经几乎无人信奉了。”[4]4 对此，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与改革后加入市场经济要素而产生的经济绩效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恰恰证伪了传统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的效率与公平观的预期抉择之外，那一时期如日中天的社会表象，转瞬间坍塌灰飞湮灭的吊诡巨变仍值得人们沉静而理性地去反思，检讨这一灾难的根源无不与现代税法应凸显之理念的淡薄与消逝有关，同时纳税人权利意识被忽视或被抹杀，同样是造成社会证成力量单一化和证伪力量空心化所导致的恶果。
税法被传统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所取代，无不与税收曾被西方主流学者定义为：“国家是为着实现某些社会经济目的，不考虑（纳税者）特殊利益，按照预定的标准所进行的非惩罚性的，但具有强制性的，从私有部门到公有部门的资源转移”[5]相关。在传统社会主义者看来，首先税收规定是“资源转移”，把森林、草原、矿山、土地收归国有，甚至化私营企业为国有企业，都是从私有到公有的资源转移。当然，他们认为这种“资源转移”的依据是国家权力在税收上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使然，换言之，私有资源在国家税收“三性”之下所有权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所有者的意志荡然无存都是服从于公平与效率并举的“一大二公”的最优制度设计；其次税收的经济性还可以通过国家指令，用公有经济聚集资金的主要工具，即利用计划价格体系的价值潜流实现再分配，从而巧妙地以一整套资源控制和计划价格体系结构的指令性政策替代财政与税收的法律分配形式，将国民创造的经济价值（预期所得）的一部分转移到公有经济部门，然后再通过利润上缴手段，将这部分收入聚集到政府手中，从而成为资产收益国家。实质上这是凭借政治权力用经济工具排斥了税法的存在，消除了国家聚集财富可能存在的私有制财产所有权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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