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只不过它的规范功能太强大了而已。当你第一眼看到冰时，也很少会意识到那就是水，道理是一样的。法是社会的产物，就必须要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与社会中的其他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等能够完美地配合而不受任何一方的制约。这样的法，在自身上是独立又完整的，在外界是切实而有效的。它不仅值得信赖和遵守，更很容易去贯彻和遵守。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所要的法的第二个要素特征便是“实”，只有“实法”才有现实意义，才不会被架空。
　　法与道德
　　这个话题真的确确实实是中国人的话题。因为在西方，法德很早就按各自的道路发展了，尤其是法律，一直起着主要的作用。而在古代的中国，法尚不全面——很大程度上只是“刑”而已。即便如此，我国提倡的“德主刑辅”也“更进一步地把法律的地位定位在到达之后”，中国社会古时是“德治”，按有些人说的，也就是“道德就是法律”的情况。这种德法不分的统治虽然维护了封建专制（“封建”一词不太准确）的持久稳定，但在当今文明民主的社会是不可取的。封建的“德”很大一部分在把等级在思维上转化为人们的定式，在行动上转化为一种习惯，而在没有专制的民主时代，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出那样的一种道德：它既不把等级观念灌入人心，又能使所有人自觉遵守。因此，法治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前文提到了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谈到人类社会发展中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的反复更替，依我看，道德与法律也表现出了忽即忽离的发展波动。这一点从西方法律的发展即可以看出，不再多述。因此，我国刚从“德”中解脱出来的法必将继续“独立”地走下去，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规范；但在遥远的以后，我相信，法德亦会相互靠拢。
　　这里要说明一点，法与德不应该也不太可能完全对立。法的“独立”与和道德的对立是完全不同的事。在此，我们可以听听法国人乔琪•雷诺（Georges Renard）有趣的看法。他说，他在瑞士曾看见一部用一头牛和一匹马同时拉着的车，而且走得四平八稳。我们可以将那个“马”看作法律，“牛”当作道德，按我国学者王伯琦先生的说法，将快马的绳勒一勒，牛再加几鞭子，就稳定了。而且他指出，应该“把含糊的总体观念往后拉一拉，就个体的人格观念加重地多鞭几下，多讲些普遍抽象概念的逻辑推演，少讲些个别具体情理的实践体会”，（3）但这一切，都要在了解“牛”和“马”的脾气性能的基础之上。
　　我们知道，“德”是一定阶段的人们的普遍的是非观，符合道德的事物，在人们心中即是“美”的。若我们的法能与德不即不离地相互协作，共同进步，我们的“法马德牛”能齐头并进的话，那么，我们的法也必将是人们心目中的“美法”，这也是我国未来法律的最后一个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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