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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贺卫方先生之离开中大，也无关政治，甚至与学术也无关，而主要是因为个人之经济利益。
二、两位先生之留的过程分析
鲁迅先生之辞中大，系以正式的文书做出；对于鲁迅先生的辞呈，中山大学也是以正式的文书形式以校务委员会的名义挽留。相较而言，贺卫方先生之欲离开北大，乃属传闻，在没有找好东家之前，贺卫方先生想必不敢公然辞职。即使贺有意另谋高就，也只能是调离。所谓调离者，用贺自己的话说，就是“都是替共产党打工”，不管北大也好，清华也罢，只是小东家的不同，大东家都是中共！这与鲁迅时代各个高校大学自治是不同的。挽留鲁迅的，是中大校务委员会，而挽留贺卫方的，就只有一些稚气未脱，满腹热忱的学生，那些行政官僚们，才不会在乎一个书生的离开，这就是教授治校与党化教育之不同了。唯一相同者，中大校务委员会挽留鲁迅与北大学子挽留贺卫方的诚意也。
然而鲁迅先生终于还是离开了中大，而贺卫方先生则终于还是留在了北大。为何同样的挽留，却获得的是不同的结果？我认为鲁迅先生离开中大，并非因为中大的挽留不够热情，而是因为他还有地方可去。别的大学自然是还可以去的，就算没有大学可教，鲁迅还可以写文章，办报纸，开书局，有的是办法养家糊口。而贺卫方先生终于留在了北大，我想，也并非主要因为北大学子的热情。而是明白自己无处可逃的处境。正如北大学子在函中指出的：“先生今日所感于北大者，或许就是明日所憾于清华者。北大之后，尚有清华，然清华之后，又当何如？”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哪里混不是混呢？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一种史无前例的无力感，悲凉感，难道仅仅是因为物质待遇不高么？天下虽大，却无知识分子容身之地，这岂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境遇么？陈丹青走了，邹恒甫走了，又如何？
只要在中国，你就得看共产党的脸色。无论干什么，虽然流的是自己的血汗，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却是由共产党口袋里掏出来的。但凡有些自知之明的人，都不会公开跟共产党对着干。因此，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谁敢对着H总书记大吼：“老子不干了！”
老马说得没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屁股决定思想。所以，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人格上要想完全独立是不可能的。我欣赏那些用脚投票，迁移国外的人，如远在东瀛的季卫东。也欣赏那些留在中国却勇于过着彪悍的人生，大胆地生活于体制外的人，如原民办教师罗永浩。至于老贺，我只能说，他也是一个凡人，我们不能苛求。
最后，以我的博客自述结束这个简要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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