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指出的是，具有实习或执业律师资格的法律人，在律师事务所并不必然担任“助理律师”的工作，可能被聘为“律师助理”，即从事待遇低微，工作机械呆板的律师助理工作。这显然是一种“低聘”现象——因为律师助理的工作，实际仅需要中等文秘职业教育产品，并不需要高等教育产品。如果以高等教育产品替代中等职业教育产品，其人力资源价格一定会产生倾斜。“大材小用”总是会出问题的。从社会分工合理性的观点看，大材必须大用，小材必须小用，盖因分工失序，会导致交换代价失衡，交换代价失衡则是社会组织冲突和不稳定的根源。
早期法律人介入律师业后，一般不会有“小材大用”的幸运，盖因律师事务所会精于计算用人成本和代价——这显然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机构不一样，因为在那个体系内，所有不合理的人力资源组合失误，均由国库摊销成本，它们没有节约人力资源成本的概念，也不会产生一种职业风险提示：“我们这里的社会分工是失序的，你可能因此受到损失！”但是，基于实现法律公正而产生的社会机构即律师事务所，则不得不指出早期法律人冒然成为“律师助理”的风险，因为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司法资格获得者一旦从事“律师助理”工作，将出现低聘现象。如果经提示后早期法律人仍愿意“低聘”，失去社会交换中更高的收益，这是公民的择业自由，责任完全不在聘人一方。
二、担当律师助理角色并非法律人成材并由之路
“法学生或司考通过者＞律师助理＞实习律师＞独立和幸福的职业律师”这样一个法律设计，对于执业律师生涯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1、影响社会经验的获得
虽然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也是一种经验，但是在本土社会，缺乏对权力和资本操作的直接感受，法律青年与作为社会权利弱势群体的律师阶层终日厮混，容易打击人生信心，失去获得社会权力的机会，影响指挥社会秩序经验的获得。中国大陆律师事务所，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其经济实力有限，政治地位衰弱，那里没有活跃的资本和经济交易，没有可靠的社会权力交换，虽然其中云集了大批具有实践能力的法律精英，但是在施行人治的本土社会，律师业是社会弱势行业。比如，律师本来是在尊重法律秩序的情况下维护当事人法律权利的职业，但是在社会场域，律师作为“维权者”的社会身份正当性尚未得以建立。在大量侵权性社会权力存在的情况下，律师维权行为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挑战性行为。作为中国社会政治与法律关系深度矛盾体现，律师社会地位唯有在国家实施宪政和建立法律秩序后，方才可能实现根本性的改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律师助理在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纯粹的被支配者”，无法厘定社会级别；而在广袤的社会，法律青年则可能被社会机构认定某种社会级别，如小主管、副股级办事员，承担起社会级差产生的责任意识，具有建构和修正社会秩序指挥、调度水平的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