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犯罪化过程中贯彻自由保障原则。
刑法具有自由保障、秩序维持、行为规制的功能。
刑法具有自由保障功能，是其理念上获得正当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如前所述，突破社会容忍限度的自由过限行为要实行犯罪化。也就是说，犯罪化不能侵害公民的自由，除非出于自由本身的目的。孟德斯鸠曾指出：“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
刑法”。这一机能的基本精神在于，刑事法典是刑事法制的基本依据，基于刑事正义的要求，对自由的剥夺不能出于特定刑事政策的要求，也不能来自任何一个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避免刑事法律的工具主义。劳动教养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设定的一种“行政处罚”，但其强度已具有刑罚的性质。所以应交由
行政处罚法调整，或违法行为矫治法调整。刑罚是一种强制，强制是一种恶，
刑法的设置不许以实现其目的为必要，软化强制性，并使对自由的侵害降到最低限度。
（三）犯罪化过程中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运动正在国际上蓬勃兴起。其基本精神是坚持
刑法的谦抑性，促进
刑法向着轻缓化的方向发展，也反映了各国对犯罪的现实主义态度。在非犯罪化方面，许多国家采取了包容策略；在非刑罚化方面，倡导“刑罚代用物”，如缓刑、保安处分、社区劳动、转处。以上都反映了目的刑观念的要求。中国的犯罪化进程与非犯罪化进程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趋向同一目标。非犯罪化使得
刑法越来越集中到暴力犯罪、涉黑犯罪、贪贿犯罪领域，实现有限司法资源的最大利用，也即轻轻重重。这就要求推进
刑法建构理性主义的缓和。所谓
刑法建构理性主义，有关犯罪的逻辑是自足的，即符合纯粹理性，是精心设计的。这种观念夸大理性的力量，认为犯罪或
刑法要经过理性的预设，从而有可能导致
刑法的僵化，否定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消解
刑法自身的生命力。与此相反，
刑法进化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人们对犯罪的认识一步步累积发展而来的，它不是预设的，是经验的、历史的，理性有其不及和不能控制的领域。作为这一缺陷的弥补，进化理性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不是逻辑优先，而是生活价值居首。非犯罪化的实践表明，刑事法网过宽，会破坏法自身结构的有序性，也不能充分实现法的目的。在价值多元主义的情景下，价值和谐的观念得到提倡，社会包容性增大。与此相伴的事，
刑法承载的道德色彩日益淡化，伦理违反性的行为的可罚性降低。在社会达成一般共识的基础上，只要不违反社会的道德底限，犯罪化的要件就不充足。就嫖娼而言，现行治安管理处法与
刑法规定相左，基于
刑法的谦抑性，应适用较轻的法。再如，根据斯图亚特·密尔的分类，个人的行为可分为涉己行为和涉他行为。涉己行为，若不关涉社会和他人利益，就无须向社会负责。比如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只要不涉及对他人的损害，并以秘密的方式进行，无公然性，应使该行为去犯罪化。再者，非犯罪化意味着允许社会必要范围内的越轨行为。某些越轨行为，尤其是经济领域越轨行为，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在相当程度上对社会进步受益的。过于宽泛的刑事化会窒息社会的正常发展，也窒息了
刑法自身的生命。此外，非犯罪化意味着契约精神的引入。随着契约精神在法领域的扩展，契约逐步成为结构社会的重要因素。这体现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是广泛运用暂缓起诉、缓刑、辩诉交易、形式和解等手段，使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轻微犯罪者不予社会隔离，避免犯罪标签的影响和交叉感染。非刑罚化则主要在于轻缓化。这主要是针对社会轻微犯罪急剧增加。犯罪化只有在犯罪化、非刑罚化的配合下，消除无根据、无效果、没必要、太昂贵的刑事化措施，才能集中力量对付危及人身安全、公共安全领域的重大犯罪，使
刑法回归自身，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发挥应有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