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犯罪化的正当依据
按照哈耶克的理论，社会秩序可分为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相应的具有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哈耶克认为，私法，习惯法，进化法，民法，判例法等规则大致属于内部规则，公法规则属于外部规则。
刑法属于外部规则。但社会内部系统自发、有机的运行时，刑法的干预缺乏正当性的空间。而当社会内部系统运行的基本条件受到损害或威胁时，刑法的干预才是必要的、正当的。系统内部秩序的瓦解，系统自组织的不足时，外部规则作为一种外部外界力量施加其上，使系统完整、合目的地运行。
我国社会正处于整体转型期，社会结构的转换是多层次、多维度进行的，带有很大的不平衡性，这极有可能导致系统内部秩序处于失控状态。未来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正是基于此，公法的矫治才能取得正当化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为了内部秩序自身的原因，才能受到限制。刑法视野中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一）失范。由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换，导致社会系统许多领域处于无规则状态。社会系统自身又不能生成稳定、有效的规则，从而导致社会运行的灰色地带，妨碍社会进行自身调整。在失范状态下缺乏规范的引导和约束，可能会导致非理智的行为。最为突出的是一系列集体无秩序的行为。随着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拓展，群体性、集合性活动逐渐增多。由于此类活动相互影响大，情绪化浓重。极易导致攻击性的行为。如在对抗情绪较强的重大场合，可能因某些事由爆发群体性骚乱，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事件。除此之外，受刑法调整的此类行为主要有：（1）基于反社会情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公司等单位，造成单位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的。（2）重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安全管理义务，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现场秩序混乱，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3）在公众聚集的场所，散布恐怖信息，传播危险物质，致使人员伤亡和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这类行为作形式化处置的原因在于危害了社会正常秩序，严重损害了公民稳定的心理预期和生活安宁权，从而对公众的一般生存条件构成了威胁。
（二）社会结构弱化。在社会系统内部，国家、组织、群体、个人各自负担相应的功能。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组织）是个人活动的基本场所，对个体有极强的约束力。市场条件下，社会结构逐步演变为开放式结构。个人互动方式开始多元化，个体—单位之间的利益关联大大减弱，个体对单位的依赖性不复强烈，活动空间增大，自主性增强，单位对个体的控制力弱化，传统的道德约束力量也失去了效用。在西方犯罪学理论中称之为” 社会解体”。基层组织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一方面使得社会组织无法有效的防御各种犯罪活动的侵害，为各种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为其他力量的地介入创造了条件。如称霸一方、为非作歹的黑恶势力，形成所谓的地下秩序，严重威胁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吞噬社会肌体。该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某些社会职能，成为维持治安、解决纠纷、追索债务的重要力量，成为利益的重组的重要形式。随着社会结构转换的深化，社会正式组织功能外移现象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这一破坏性的力量还将继续蔓延。刑法干预的目的在于保障合法、正式组织的正常功能复归，支持合法权力，切断社会与非法力量的非正常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