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定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4）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5）拟定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和管理校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6）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与此相比较，该法第42条规定，“高等学校设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综合起来看，似乎有“党委和校长行使高校的行政权力，学术委员会行使学术权力”的倾向或意思。[08]1993年颁布的
教师法，第7和第
8条分别规定了教师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其中，权利包括：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义务包括：遵守
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对学生进行
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水平。此外，第14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除此以外，新闻出版署2000年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时事政治类、综合文化生活类、信息文摘类和学术理论类期刊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教育部2002年发布的《
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和1983年发布的《
高等学校中青年学术骨干考察工作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
《暂行规定》），
刑法第
103条、
105条、
111条等，也涉及对学术自由权一定程度上的限定。例如：
《通知》第
1、
2条规定：“时政、综合文化、信息文摘、学术理论类期刊的出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时政、综合文化、信息文摘、学术理论类期刊在出版过程中，应认真执行党的有关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严格执行国家对期刊出版管理的有关法规、规章，严禁在刊物上出现以下内容：（1）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2）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3）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4）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危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5）宣扬凶杀、暴力、淫秽、迷信和伪科学，思想导向错误的；（6）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7）其他违反党的宣传纪律和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的。”
《若干意见》强调，要“采取切实措施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和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学术道德建设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教育；加大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完善人事考核制度等；要“将教师职业道德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教师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其职务聘任、晋级晋职和评比先进的重要依据。学校领导对学术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实际效果，应作为年度述职报告和群众民主测评的重要内容”。[09]
《暂行规定》第
3条列举了为“培养、选拔、考核、使用”中青年学术骨干而进行考察的内容：（1）政治思想方面：“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三中全会以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思想作风和职业道德；（2）业务方面：教学水平和效果；学术研究成果及其贡献，国内外的评价；学术思想的特点和治学态度；（3）组织领导能力：担任党政、学术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结互助、彼此合作的表现；（4）安排使用情况和培养计划落实情况，需要创造的工作条件；（5）健康状况，有何疾病；（6）政策落实上，有何遗留和未解决的问题。同时，第4条第4项规定：”对已定为考察对象的，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复查。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有什么重大变化，要及时报主管部门和教育部。综合考察这些规定，有两点似乎应予肯定：一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承认学术自由的一般原则，确认了公民和高等教育机构享有学术自由权；二是
宪法和法律对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外延未作明确界定，而其关于学术活动的具体法律限制，更使学术自由权概念飘忽不定。这样，学术自由权在我国总体上属于一种抽象权利，看不清也摸不着，不仅普通公民难以确定自己享有什么样的行动权利，法院也难以在具体案件中确认究竟什么是学术自由权，究竟有没有学术自由权遭到了侵害。如此，缺少学术自由侵权案例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