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年来在环境、职业卫生等领域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已对规制的成本和收益有所关照。但总体来说，我国风险规制中对经济利益与公共福祉等的度量和衡量，堪称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些规制成本无人核算或无从核算，一年到底要立多少个项目？这些风险规制项目的需求从何而来，由谁判定？判定的客观标准是什么？项目执行后如何监控？完成后由谁，通过什么方法来检验？这一切都不得而知。而且在对风险规制的估量过程中，我们会更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去高估这些事件对“公共健康”或者“公共利益”的影响，但会低估乃至漠视其对经济利益的影响。
　　在环境、安全和健康等风险规制领域，必须去追问这么几个问题：第一，风险规制会带来哪些直接或间接的成本；第二，是否会因遵守了风险规制而影响到我们其他方面的利益；第三，风险规制项目是否会带来新的风险；第四，风险规制实施过程中会有什么新的困难，会遭遇什么实际的问题。需要指出，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非包打天下的灵丹妙药，而只是为规制机构在裁量权运作的范围之内，提供了更为广袤的政策选择空间。
　　
【注释】　 王泽鉴.危险社会、保护国家与损害赔偿法.月旦法学,200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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