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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民告官”案件中，原告仍是弱势群体居多，而已经拥有一部分资源的群体在和政府发生利益冲突是，往往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就私下化解了，很难升级为诉讼。当然律师在打官司的过程中，相当于司法部门而言，也是处于弱势的，律师也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现在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接手行政案件，害怕惹祸上身。而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中也没有将“民告官”案件纳入范围，原告得不到专业的帮助，更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因此应该加大法律援助在行政案件方面的力度。
清风：能否从实务角度跟我们谈谈“民告官”官司应该怎么打？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技巧？
王思鲁：在我们经手的案件中，胜诉的例子也不少。作为律师，我们只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最大程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有时要将打官司作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来处理，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比如说你担心案件背后的黑箱操作、地方保护，那么你可以想办法让媒体介入，让媒体揭露其中的黑幕，通过传媒来施加压力，发挥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作用；又比如，你要打破常规。中国的情况是很看重上级意思，作为律师你可以把其中政府部门违法事情反映到领导那去，比如纪检部门、反贪部门。通过媒体监督、领导施加压力、法庭上的据理力争，三管齐下来实现诉讼目的。律师不能做法律的书呆子，死扣住法条，认为自己有法有据，在法律上辩论完毕就完事，面对情况复杂的案件，这种打法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清风：这样看来，“民告官”似乎不是解决官民纠纷的最好手段，是否有其他更有效的途径可以实现更好的效果呢？
王思鲁：的确，虽然我们是律师，但是我们并不提倡一味使用诉讼手段，而应该采用符合的解决方式。比如可先和政府协商，向有关部门求助、上访，或者通过媒体监督等等。在行不通的情况下才诉诸于法律，并且还应采用我上面提到的三管齐下的方法。应该说用拆诉的方法。除非你真的理由充分，并且被告正好是政府的“败家子”，政府觉得不体面，法院也不喜欢，诉讼才有可能发挥效果。
清风：中国社会正承受着“上访”危机，那么“上访”和“民告官”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因果联系呢？
王思鲁：“上访”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老百姓受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传统影响，长期停留在农业社会阶段，发展的惟一至上的思想。并且传统社会的高度集权导致老百姓一旦遇到问题，条件性的反射就是求助于官方力量，向政府反映，而没有形成民间的组织来通过自我的调节来解决纠纷。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群体之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这也是上访增多的一大原因。另外，“民告官”难，法院缺乏公信力，问题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也导致了“上访”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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