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典权制度的立法形态，从北齐时至元的习惯，到明清时的法律，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的习惯，再到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历经了一个从习惯到法律到习惯再到法律的过程。
二、典权制度的立法现状
新中国建立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中华民国民法典》更名为《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仅在我国的台湾地区生效。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在民间存在的典权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禁足”。虽然在此后陆续出台的以《
民法通则》为代表的众多的民事法律法规中均未涉及到对典权制度的立法规定。然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制度的批复、司法解释将其以习惯法的形态予以了认定。其间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房屋典当期满后逾期十年未赎，出典人及其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案件的批复》(1962年9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姜兴基与闫进才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63,年6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雷龙江与雷济川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的批复》(1979年11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80年12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主家庭出身的能否回赎土改前典当给劳动人民的房屋的请示的复函》（1981年6月22日），该复函提及1951年1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司一通字1057号《关于典当处理问题的批复》第2项规定：“一般的农村典当关系，今天仍应准其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典当回赎问题的批复》(1984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
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的批复》（1984年12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几个问题的函》（1985年2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在“文革”期间未能按期回赎，应作时效中止处理的批复》(1986年4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中几个有关问题的批复》(1986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期限计算问题的批复》(1986年5月27日)；《
关于处理私房社会主义改造中房屋典当回赎案件中的两个问题的批复》(1988年9月8日)；《
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198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黄金珠等与张顺芬房屋典当回赎纠纷一案的函》(1989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私合营中典权入股的房屋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1990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罗超华与王辉明房屋典当纠纷案的函》(1991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德辉诉佳木斯市永恒典当商行房屋典当案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1992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谢元福、王琪与黄长明房屋典当纠纷一案适用法律政策问题的复函》(1992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郑松宽与郑道瀛、吴惠芳等房屋典当卖断纠纷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2年9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连胜等诉烟台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屋典当回赎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3年2月16日)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