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对典当质契约无特殊规定，后于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规定：“今后质典交易，除依例给据外，需要写合同文契贰纸，各各画字赴务投税；典主收执正契，业主收执合同；虽年深，评契收赎。”并将典当契约的四大成立要件规定为：经官给据、先问亲邻、印契税契、过割赋税。 但没有对收赎年限明确进行规定，并且在先买权人的顺序进行了重新编排，将房主、亲邻摆放在典主之前。其余有关典当契约的规定均承袭了宋代的规定。
明朝，典权的法律关系已经成熟，将典卖田宅首次入律。《大明律•户律•田宅门》规定：“盖以田宅质人而取其财产曰典，以田宅与人而易其财曰卖，典可赎，而卖不可赎也。” 这样一来，在律法上首次将典与卖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这对于解决司法事务中田典、卖不清而发生的争诉具有重要的意义。《大明律》还就典权的设立、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典权消灭等问题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除此之外，弘治、嘉靖二朝还对典权制度作出了相关的补充规定，从而使明朝的典权制度日趋完善。但遗憾的是，明朝律法并没有对典权的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而在民间有“一典千年活”的风俗。
清朝继承了明朝有关典与卖的区分，将典视为活卖，将卖视为绝卖。典无须纳税，而卖必须纳税。在清前期的典契中，对典期的规定多是“钱到即赎”，未规定回赎期限的，不限时。清朝律法对典权人与出典人的权利义务规定有：典权人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典物；对典物享有先买权、留置权和转典权；典权人对典物负有保管、修缮以及向政府纳税的义务；出典人享有回赎权。同时针对典物的毁损灭失作出了规定：因典权人的故意或过失，致使典物毁损灭失的，典权人要予以赔偿；由于不可抗力而使典物毁损灭失的，典权人无需赔偿；典房被火烧毁，根据典期是否届满，以及原主、业主的具体情况，清律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凡典产延烧，其年限未满者，业主、典主各出一半，合起房屋，加典三年，年限满足，业主以原价取赎。如年限未满，业主无力合起者，典主自为起造，加典三年，年限满足，业主照依原价加四取赎。如年限未满，而典主无力合起者，业主照依原价减四取赎，如年限已满者，听业主照依原价减半取赎。如年限已满，而业主不能取赎，典主自为起造，加典三年，年限满足，业主仍依原价加四取赎。” 可以这样说，至清历经千年的典权制度已经成熟化。
清末改法修律时，在沈家本的主持下，与宣统三年（1910年）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工作，这草案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民草”。由于
物权法的起草者是受聘的日本学者，其本国没有典权制度，便将其认定是其本国的不动产质，这样一来，“第一次民草”中只有不动产质，却没了在我国留传甚久的典权制度。时值华盛顿会议召开，针对中国方提出的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大会决定各国派人来华考察司法。为此北洋政府责成司法部尽快改良司法，于是史称的“第二次民草”出台，也就是《民律第二次草案》，在该民草中典权制度被纳入其中，并与质权分别规定。但是典权制度在性质上被视为担保物权。该草案第979条规定：“不动产质权，除本节规定外，准用次章（即典权章）之规定。”第999条规定：“关于抵押权及质权之规定，以与本章规定无抵触者为限，与典权准用之。” 直至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出台了《中华民国民法典》将典权制度专列为一章，在古代典权制度的基础上，予以适时地修正，至此我国已趋完善的典权制度在近代得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