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介入侦查阶段，使得公安、检察院开始提防和警惕。刚开始这种对抗心态不明显，但随着律师的提前介入，这种防范心理开始加强，产生对抗。”陈瑞华说。
“在调查取证问题上，公安、检察院与律师执业冲突很严重。尤其是律师调查后又发现新的有力证据，使证人改变证言。这无疑推翻了公安、检察院的侦查工作，是对他们工作的否定，加深了他们的防犯心理。这也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顽症。”
杜永浩认为，调查取证难也是行政执法部门、机关、服务行业没有开放的态度，制度方面没有衔接好。
他认为，行政机关的“官本位”思想，是导致其“不愿提供支持”的根源。
“现在许多人请律师帮助的意识还不够，协助律师调查的观念很难形成。我们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一时还很难打破；还有‘官本位’的价值体系对调查权的影响。”于宁说，“现在虽然政务公开了，但公知领域中的一些信息律师还是查不到”。
“在民事诉讼案中，由于没有报酬、利益，因此一些部门、行业拒绝配合；刑事诉讼的案件更复杂。公安、检察院本身就是诉讼构造的主体，这就造成控辩双方是对抗性的、有冲突的。”杜永浩说。
除了制度的不完善，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导致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因素。
“以前律师的定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而现在的定位是社会法律工作者，这种地位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律师这个群体的力量、能力受到限制。”杜永浩说。
陈瑞华也有同样的观点：“1996年颁布
律师法，将律师定位成''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人员''。由以前的''国家公务人员''转向''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的官方身份消失了。”
身份的转变使得律师的“官方地位”不再强势。
“有些刑事案件因为风险大，律师不愿去冒这个风险。事实上律师办案是一个人在做，是一个个体。”这使得一些刑辩律师不愿进行调查取证。
刑法第
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伪证罪的规定使律师调查取证行为带有很大的风险。”钱列阳说，很多律师都有这样的执业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