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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调解态势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导致人们法律虚无主义意识的扩展和蔓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这种强化调解的态势，使得法官不得不尽量想办法提高调解结案率，使自己能够在审判工作的“业绩”上得到有利的评价。调解技术的强调也就成了如何将“强制”转化为“自愿”的技术和艺术。调解结案也就成了一种具有高度可能性的预期结果。众所周知，调解结案的一般结果是权利人的权利“打折”。强化调解的结果必然给义务人无需充分履行义务这样的有利预期，即不充分，甚至不履行义务，却不会导致因此而带来的法律后果，通过调解总能够免去部分义务不履行的责任。这样一来，这种强化调解的态势必然极大地挫伤权利人的维权意识，消解义务人充分履行义务的意识。在我国，原本法律就难以得到严格执行，时下由于诉讼调解的强化，法律规定被进一步“软化”和“虚无”，也就必然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蔓延，对于刚开始强调法治的国家而言，其消极面是显而易见的。
法律文本本身只是纸面上的法律，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只是一种抽象的权利义务，只有在现实冲突和纠纷解决中才能真正显现它的实在性。诉讼裁判具有使法律规范具体化、明晰化的作用，强化调解的消极后果在于降低了裁判使法律规范的具体化、明晰化的作用，其更大的消极后果是淡化了人们行为规范化的意识和交易行为的规则化。在法治社会中，法的规则强调的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化。在人们的交往尤其是交易关系中，大量的法律规范就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保障和保证交易安全和稳定。交往主体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实施行为时纠纷就可能发生，交往主体行为的实施（作为或不作为）也许是主体对法律规范认识的偏差或故意违反或规避法律，裁判的作用就在于判定该行为的合法性或违法性与否，正是通过若干裁判的结果使抽象的法律规范具体化，成为具体行为的规范要求。一味调解的结果必将是模糊裁判的具体化作用，淡化人们行为的规范意识。我们知道，诉讼调解本身具有模糊证据的作用，因为证据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作为裁判的事实依据，通过调解解决纠纷，自然会减低证据在明晰事实方面的作用。而在民事交往中许多证据就是行为规范的反映，轻视证据的结果也将导致人们漠视民事行为的规范化。如在借贷关系以及其他诸多民事合同关系交往中，为了保证交易安全要求某些特定的行为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并要求人们有意识地保留证据，例如借条、欠条、各种合同文本（合同成立、变更、中止、撤销等），如果不强调裁判，不强调通过证据规则来解决纠纷，人们交往行为的规范意识也必然淡化。法治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规则化和形式化。诉讼调解可以柔化法律规则化和形式化所带来的一些弊端，但这种作用依然只是一种次要的和补充性的，强化调解并将其上升为主导方式是其主要问题之所在。
强化调解也将影响裁判水平的提高，由于可以通过调解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问题模糊化，因此也就导致法官无需在诉讼中努力地查明事实，追究事实的真相。在法律适用方面也不需要探究法律规定的精神、法律适用的最佳状态和法律适用的科学性。很难想象，在没有了追求法律适用最佳状态动力的情况下，法官的司法水平还能提高。这种情形也将反过来影响我国的立法水平，因为立法的完善总是通过实践中对公正的不断追求来推动的，没有了实践的要求，法律规定被虚无化以后，法律的完善也将受到影响。其连锁反应当然是法学研究，尤其是法解释方面的理论研究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因为法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探讨法律规则本身的正义性和法律规则适用中的正义性，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问题。在实体正义被模糊以后，法学研究也将失去动力。
三、回归应有状态的思考
诉讼调解的应有状态应当是不言自明的，即诉讼调解应当是根据每一个案件的实际情况，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调解处理和裁判处置予以选择，而不是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强制调解。在实践中由于促成调解已经成为一道强势命令，因此尽管法律有自愿调解原则的规定，法官也会通过各种变相的强制实现这一命令。调解主体和裁判主体的同一性使得这种强制变得更加容易，拟制的裁判结果成了一种法官与当事人讨价还价的砝码。可以认为，我们现在的诉讼调解的势态不是一种理性的状态，因此，必须回到理性所要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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