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21世纪后，调解又开始受到重视，诉讼调解也渐渐热起来，形成了明显的“U”型回归态势。分析诉讼调解再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受国外纠纷解决方式变化的影响。实际上在上世纪80、90年代，国外已经开始关注纠纷解决的ADB，包括所谓司法ADR，⑹强调纠纷解决的弹性化和多样化。⑺由于时滞的原因，国外的这种发展趋势在21世纪初期才被作为一种“西方意识”影响到我国，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⑻简化诉讼程序，强调诉讼解决的替代性方法是一种解构原有审判方式的时髦，一种期望回归传统的认识逐渐强烈起来。同时，外国法理论中的批判法学、后现代法学理论对“守法主义者”⑼对法的确定性、惟一性认识的批判也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从而强化了人们对“民间法”、“习惯法”的自然偏好，强化了对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回归的价值崇拜。
2．实体法、程序法的“刚性”以及实体法的缺失。法治的发展要求人们越来越多地依照法的规则实施其行为，无论是在实体法领域，还是程序法领域都日益显现出形式主义的刚性特征。这种刚性化特征与我国社会传统的行为方式和人治方式呈某种程度的抵触和对抗状态；同时，尽管立法在大量增加，但由于立法资源运用的不当以及法律运用的方式、方法的不当（例如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而是一味追求法条的直接规定和对应），因此不能有效地使用法律资源，实体法规定的缺失依然突出，人们期望通过诉讼调解的方式灵活地处理纠纷，通过当事人的处分行为遮蔽实体法依据上的尴尬。在程序法方面，则由于存在程序规则体系的不完善、规则本身的不合理问题，一方面强化了程序规则的刚性特征，另一方面，因为法官自由裁量运用的不当或滥用，又导致程序刚性的反面——裁量的随意性，从而极大地冲击了裁判的权威性，减低了裁判结果对当事人以及社会不满的吸收，影响了结果的正当性。
3．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受阻，促成了诉讼调解的回归。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以传统审判方式为对象的，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颠覆传统审判方式的预期结果。受制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制约和司法体制的约束而无法向纵深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进程受到阻碍，审判方式改革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和余地，改革从民事审判程序以及审判方式上转向了法院运行体制和制度方面，并逐渐虚化和概念化。人们已经对审判方式改革产生了心理上的“审美疲劳”，回归传统审判也就成了一种自然的心理状态。
4．审判责任追究机制强化了法官的“避错”心理，使得法官在审判中尽可能回避直接通过裁判解决纠纷。裁判解决纠纷需要法官在裁判文书上明确写明裁判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如果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有错误时，则被认为是审判上有错误，属于“错判”。“错判”对法官的奖金、晋升、荣誉称号的获得都有消极影响。与裁判不同，诉讼调解结案的，不需要法官给出明确的法律根据和理由，因为调解处理是当事人之间的自由处分，无需明确实体权利义务。由于纠纷的处理不再根据实体法的规定，因此作为裁判基础和前提的案件事实也同样被模糊和淡化，虽然法律条文上也规定，诉讼调解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但实际上案件事实的清晰化必然妨碍诉讼调解的成功率，查明事实的要求就自然在实践中被淹没了。正是由于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当事人自由处分的结果，不是法官的裁判行为，因此，在法官责任追究制的背景下，法官当然会趋利避害，尽可能促成调解的达成，所以这一制度背景是调解结案率虚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4年以后，诉讼调解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进一步升温，如同2006年我国股市一样。基于抑制国内社会关系冲突的社会需要，高层决策机构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口号。建立和谐社会成为近期基本的政治要求和策略，对这一政治要求的落实被理解为在司法领域中“复兴”民事诉讼调解，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被视为和谐社会实现的具体方式。在人们的认识中，似乎离和谐社会建构要求“最近”的制度就是诉讼调解制度。司法与政治形势的密切联系以及权力结构中司法的特定地位使得任何政治形势的要求都会直接在司法领域中得到反映，也必须得以反映。不仅在民事纠纷领域中诉讼调解重新被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刑事诉讼中的调解也在这种背景下被强势推出，成为人们议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实际上，人们对民事诉讼中诉讼调解的重视不仅仅是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技术手段的需求，也是满足当下的政治需求，是一种政治行为，诉讼调解不再是单纯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正是由于这种特定的政治态势，使得诉讼调解在法律上的实效性和规范性问题居于次要地位，社会效果或政治效果成为人们追求的第一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