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的一个恶劣的案例是，湖南省临澧县陈二乡政府强行收回了农民的1万亩承包地，廉价租赁给湖南洞庭白杨林纸有限公司种植杨树，交换条件是这家公司支付的土地租金交给乡政府支配。该公司和陈二乡政府签订的合同明显不利于农民。按照乡政府签订的这个合约，陈二乡必须为企业提供相对集中连片、而且适宜三倍体毛白杨生长的土地1万亩，租赁时间为20年，土地租赁价格仅为每亩128元，土地经营权证交企业持有。为了“落实”合同，陈二乡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法，先让各村报了一份“土地租赁签约委托书”，从而命令各村“全权委托乡人民政府与湖南洞庭白杨林纸有限公司统一签订租赁合同”；接着各村委会又对农户承包地作了大调整，每人仅留7至9分口粮田，其余土地一律交给村委会，并要求农户在统一印制的“土地流转申请书”上签字、按手印。乡政府从该公司取得了这一万亩土地的租金后，根本不给土地的合法主人──农民，而是用抵销农民“欠”乡政府和村委会税费的名义，把这笔地租留给乡政府开支了。[59]显然，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的处分权和自主权，必然在生活上沦为贫困群体。
四、农民土地收益权利的贫困
农民的土地收益权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质，如果农民不能有效地拥有土地收益权利，对他们来说土地就只是一种没有价值的摆设。由于土地是有值物品，所以土地使用人和承包人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处置土地和转让土地使用权而获得土地收益。[60]但在现实中，农民的土地收益权无法得到保障，土地流转的真正价值不能得到切实体现与补偿。
首先，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无法参与征地费用补偿的决策过程，补偿多少、何时补偿、补偿多久，完全由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确定。例如，《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61]，但在现实中，多数村委会往往不经过任何民主程序就将土地转让，并机动地长期用于对外发包，甚至故意泄露土地招标、承包标底的秘密，取悦于征地单位，从而让村委会的经办人获取不当利益。[62]
其次，农民失去了被征用土地补偿决策的参与权利，其经济利益必然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征地的补偿标准普遍偏低。《
土地管理法》第
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63]而在浙江省湖州地区的白雀乡，当地农民每亩得到的征地补偿还不足2万元，仅相当于白雀乡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的4.2倍，比国家规定的少了一半。必须指出的是，农民失去的是永久的土地所有权，而土地征用者在二级市场上把低价征来的土地再拍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一亩有70年使用权的土地地价就高达几十万元，这是一种超过容忍极限的对农民的残酷剥夺。[64]
第三，征地单位和农村集体肆意克扣农民的土地转让收益。目前，在土地转让过程中一般是对村民集体和农户这两方面实行补偿，许多征地补偿费经过村委会截留后，实际到达被征地农民手中的已经很少。这种借助国家权力对农民的土地财产进行不对等补偿的国家征用，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例如，湖北省襄荆高速公路荆州段给农民的安置补助费是每亩500元，仅为法定最低标准4，800元的10.4%.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费仅为可怜的591万元，只占总数的2.7%。而且，征地补偿费还经常被层层克扣，湖北省襄荆高速公路征地补偿费下拨后，被省襄荆公路指挥部克扣837万元、被荆门市指挥部克扣1，502万元、被荆门市东宝区克扣190万元、有关乡镇共克扣1，192万元，这笔补偿费到农民手中之前已被截掉了45%.[65]
第四，有关部门还极力压低地价，推行“廉地引商”政策，慷农民的血汗利益之慨，以“改善”所谓的投资环境。目前，不管是体现公共利益的国家重点工程，还是以营利为目的房地产开发，一概都是由政府以较低的价格强制性征用农村的土地，土地的这种低价流转往往以低于正常水平的价格出租或发包，而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费远小于政府收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这样做是不等价、不平等的土地产权交换，严重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权利。同时，许多地区不惜牺牲农民利益，压低地价，以地引商，普遍以“优惠政策竞赛”来招商引资，他们只讲“为老板铺路”，不讲“为农民服务”，宁可得罪农民也不愿得罪投资商。[66]而且，由于土地征用成本低，部份地方出现土地征而不用、多征少用等现象，不仅浪费了大量土地，而且损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