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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理案件中的陪审团
“法不外乎人情”是中国传统法律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意思是法律与人情并无矛盾之处，或不应有矛盾之处。这一观念在中国古代的立法和司法过程中的影响无处不在，制度化的典型如“亲属容隐”与“留养”制度。但如果拿情理作为比较中西法律观念差异的试金石，就难免失之片面。科克法官曾言：“情理是法的生命，普通法的确不是别的，而只是情理。”普通法被英国人视为“情理的完美表现”，从中可以引申出某种符合传统的法的“超国家的”或曰“非国家性质”的意识。[15](P365 、370)这些论述惟有结合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才能得到理解。英国是“法治(Rule ofLaw) ”的故乡，与德国的“法治国(Recht sstaat) ”理想相比，它在认同法的形式价值的同时，还强调法的实体价值。[6](P36) 在尊奉形式合理性的法治社会中，法律与正义在个别案件中冲突的可能性势难根除。法律讲究一般性和确定性，而正义要求放诸四海而皆准。在个别案件中，当直接适用规则导致判决与正义感和社会价值观念相冲突，因而难以接受时，情理案件和疑难案件一样，是一国司法审判必须面对的难题。对法官来说，正义应该追求，但“既定规则必须遵守”也是天经地义的大事，否则便毁了法治的根基。在两难之间的司法往往采取自以为高明的手法，即坚持形式合理性，硬性适用规则得出法律评判，具体处置时再“酌情考虑”，然后等待下一个情理案子的出现，在此以前，祈祷法律通过繁琐的程序得到尽可能快的修改。
陪审团可使法律规则保持机动灵活，它直接可以修改、替换甚至避而不用规则，将“超国家的”或者说“非国家的”意识导入司法，以维护情理和公意、实现个案正义。
情理与法律的冲突，经常表现在刑事案件中的罪与非罪、行为与处罚是否相称的问题中：“安乐死”合法化以前，帮助绝症患者结束痛苦的生命在各国法律上仍然是一项谋杀行为，而对于谋杀行为(故意杀人) ，各国刑法都规定有较高的量刑幅度。对符合犯罪构成诸要件的行为，法官无法否定指控，也无权拒绝在承认指控后应适用的刑罚。但陪审团可以，它可以否定指控、判决被告人无罪而不给出任何理由，同时否定了刑罚的可能性。当失业的母亲为饥饿的孩子去偷盗食物时，她的偷盗行为在法律上就构成了盗窃罪，但惩罚这类行为同样会引起无数的争论和非议，法律在罚与不罚之间都将损害自身的尊严，而只有陪审团有宣告她无罪的权利，结束这一尴尬的局面。
在类似的许多案件中，陪审团能敏锐地察觉到每个案件的不同情况，而追求形式合 理性的法律却因自身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要求而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情理案件中，陪审员能够将自己放在被告人的位置上去感受审判的正义性，去追求公正的处置，而职业法官往往忽视这一点。陪审团倾向于接受一个人可能真的是犯了错误，万般无奈或者一不小心做错了事，但法官对这种辩解一般都持有偏见，甚至不予考虑。[14](P36) 陪审团正是以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逻辑方式明察事理，以情理补充形式合理性的不足，实现个案正义，这一点在刑事审判中显得犹为可贵。难怪美国著名的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在论及陪审团以情理取代法律规则时，赞美这一过程为“伟大之法律修正”。[17](P227)陪审团通过解决困难案件，对法治及其形式理性起到了维护、修改、补充和促进的作用，在法律程序之内消解法律的弊病，维护其形象和尊严； 将有缺陷的法律进行修改之后直接在个案中适用，而不必抱残守缺或坐等正式的法律修订； 在疑难案件中创设的规则和先例，能弥补现有法律体系之不足； 如果一条法律规则屡屡被陪审团修改、架空，则立法机关必须重新考虑规则的合理性问题，从而推动法律的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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