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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衡量重典治世绩效较为上佳的样本，即剩下区分对象的重重轻轻主义和特殊化重典主义。
重重轻轻主义重典模式有着纵横二向有别的不同意域：从纵向而言，以规范性法律文件传承的角度，指出后世重典较前期规文在适用对象和程度上的区别，这是历史差异的显示，如有明一代较唐律所作出的改进；从横向而言，是对当期使用法制时对象和程度的差别性规定。易言之，即同罪异罚环节中扩大受动主体承担义务的可能性部分，即如宋代“盗贼重法”“重法地法”之推行。
传统社会笃信“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北宋时期，由于立国未经过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改革、外患深重、加强中央集权而形成的冗官弊政等因素，客观上塑造了一个阶级对立相对严重的时代，以至于统治中期便较早的开始显现危机，盗贼之患即是表征之一。对此，由北宋仁宗嘉祐6年始历经英宗、神宗、哲宗三代以恶治恶、加重打击贼盗力度而扩大施用的重法地法、盗贼重法等，依据今日传世的大料史料，似乎其从未能有效发挥统治者预期的治理效果。不但如此，还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社会混乱。如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京东、河北盗贼不禁，至白昼杀人于市，攻略镇邑，执缚官吏”[14]；元丰年间（1078-1085年），李常知齐州，“齐多盗，论报无虚日”，在其治下，“盗贼遂清”。而到哲宗末年（1086-1100年），齐地“群盗昼掠涂巷”[15]……即便在京都附近，“盗贼充斥，劫掠公行”，作为执法主体的军队、官员多是“势力怯弱，与贼不敌”，“纵能告捕入官，其余徒党辄行仇报，极肆惨毒，不可胜言”[16]。
特殊化重典模式之特异，在于其非但不能彰显统治者所谓“审慎刑罚”，也不是出于如同北宋王朝那样严酷的统治环境，导致统治集团“被迫”推行严酷的法度，整肃社会秩序——决策者在主客观方面都未遭遇“窘境”。客观上，其时常处于较为安定的统治时期，甚至万象更新、盛世之状初见端倪；主观上，决策的制定并非外部因素推动的应激反应，而很大程度上是己身深思熟虑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依照自己的人格信仰和对自己利益的检讨。此种模式时常被筛选出的例子，即明太祖重典制贪之几十年风云历程。
亲历社会底层疾苦的明太祖，对元末官员贪渎、政治腐败而遭灭亡感触颇深，故严厉法度，重典治贪，对封建官吏的严罚可称空前绝后。最为重要的是，其空前的完成了将久已存在的、体现各代统治者严苛色彩的法外酷刑即特别“法”因素转换为真正意义的制定法模式，使传统社会的重典体制更加完备化，尽管这些成文法实际发生效力的时间极为短暂。但应看到，终洪武之世，其也未能助太祖达成事先所勾勒的清明政治的目标。凡举一例即可：洪武十八年，吏部考核全国布政司及府、州、县来京朝谒官员几千，其中所谓称职者仅435人。对此太祖晚年也认识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17]至成祖永乐初年废建文仁政而沿用《大诰》收效不佳后束之高阁，《大诰》之刑渐渐弃用后数载，贪官污吏已遍布内外，显示了挣脱重典之束缚后强劲的反弹力。
（二）适用重典之合理性分析
由上，传统社会无论何种重典治世模式，收效均属了了，呈现整体低效甚至无正效用但却有长久活力的奇怪姿态。对此进行合理性解释的角度可有多个，但欲以单向的、法律制度模型的路径为切入点，应把握法文化、制度建构与发展史及其客观运行评价作为突破关键。
首先，重典发挥的阶段性正效益对维护统治具有强吸引力，统治者可将其作为改变行使统治权不利局面，寻求优化时的博弈行为。中国古来之重典是成系统的，规范严密，且表现为某种封闭性的独立发展结构[18]，立法和策略之行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同时中国自古而来较西方强烈甚多的集权型治理模式，也能将资源集中到足以确保由上而下执行某种制度初始阶段所要求的严格性，甚至严苛、残暴性。故而，重典推行在短期时间确实可如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彰善瘅恶，激浊扬清”[19]。虽然只是违法者受到重惩造成社会相关主体感到自危后，所受规制的社会反常暂时停滞甚至隐蔽的反应。然重典的最初作用力越强，其受用波及越广，影响便越深，停滞症状维持时间便较长久，虽然不乏孕育着更剧烈反弹的可能。但这不能不给统治者以想象的空间，继续预期所深恶痛绝的受动主体自觉进行良性转变，以至设想能秉承重法之效，最终消弭不安定因素，“以刑去刑”，长治久安。而在传统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社会呈现多元化趋势和统治者所欲维护的简单生产基础下社会治理手段产生冲突，更凸现了无法与时俱进的一般法典修正补充技术的落后地位。为摆脱此种不利局面，采用有别于一般法制制约力的重典，不能不说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被迫放手一搏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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