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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们出色的工作得到了被告人的感激，得到了控审人员的好评，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尤为重要的是，十位律师在销声匿迹二十多年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便为整个职业队伍赢得了尊严，也为中国法制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尊重。1980年11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审讯“四人帮”可能说明中国司法上的进步》的文章：“在中国同日本一样，人们认为，凡最后受审的人大概都是有罪的。孔杰荣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在这些表面现象下面，有了重要的进步。现在培训的律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进步。”（P306）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律师，他们的名字将载入中国律师的史册！
显而易见，“两案”审判存有诸多遗憾之处，受特定历史条件限制，甚至一些“可贵”之处同时亦是“遗憾”之处，作为辩护小组组长的张思之先生对当年的许多做法并不认同，这也是张先生最初不赞成写作《特别辩护》一书的真实原因。遗憾之处主要表现于：一、以党代审。上有中央“两案”领导小组，下有“两案办”，还不时向政治局请示汇报，特别法庭独立审判的空间微乎其微；二、控辩双方严重不对等。检察官高高在上，竟与审判员平起平坐，与现代法治理念大相抵牾；三、控审专业化不足。正如张思之先生所说，控辩审三支队伍中，只有律师是百分之百的纯法律专业人士。而控审人员多为官员或将军，且大都受过被告人的迫害，不但法律权威不足，亦难逃脱预演时“吴法宪”要求“回避”之指摘。（P58）；四、律师发挥作用不足。一方面，主管机关订了太多的条条框框，如《辩护的原则》（P40）、《律师会见被告的活动原则、步骤与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P45-47）、《律师在法庭活动中的原则与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P48-49），要求律师的辩护“须有利于审判工作的进行”，限制了律师的独立性，束缚了律师的思想和手脚，使辩护效果大打折扣，本该辩护的论点不敢提出，也从未要求传唤新的证人出庭。另一方面，律师自身心有余悸，思想解放不够，对肩负使命认识不足。如陈守一教授的坚辞不就，韩学章律师对江青的排斥与反感：“杀头都不去！”张思之律师会见江青时的“不够耐心”（张思之语）。再如，没有与被告人主动沟通，充分告知辩护权，以致他们产生了“请人辩护就是不认罪服法、会加重刑罚”的错觉，一半被告人放弃聘请律师——“王洪文没有请律师，最后被判了无期，其实他的认罪态度是最好的。”（张中语）对最早提出聘请律师的江青最终未能得到律师的辩护，张思之先生今天亦有理性反思：“（若江青聘了律师），有压力、有难度、有挑战，对法制的健全完善，对律师的历练成熟，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会超出审判本身。”（王凡《谁为“四人帮”辩护》）五、判决书的制作太慎重实则太不慎重。审判权由法院独立行使，乃法治国家人所共知之常识，制作判决书邀请律师参与讨论，实乃中外审判史上一大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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