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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案”审判的最大亮点无疑是辩护制度的恢复，践行了“即使是恶魔，也拥有受公正审判和受辩护的权利”的法制信条。一、明确告知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特别法庭派员送达起诉书副本时，特别告知被告人，根据刑诉法第26条，“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律师辩护”（P36）。二、特别法庭对律师工作的重视和对律师本人的尊重。庭审前，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黄玉昆专门会见了6位辩护律师，还介绍了一些被告人的情况，提出功过应分明。（P57）尽管会见不无摸底、吹风之嫌，但毕竟是以礼相待。你让现在的庭长主动会会律师看？三、参与讨论全案判决书。全案判决书（稿）拟出后，先是送律师小组听取修改意见，后又有律师代表到审判小组参加集体讨论，对判决的慎重和对律师的重视可谓登峰造极。（P58）
当然，最应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是辩护律师的牺牲与贡献。从“五七”反右始，中国律师队伍便全军覆没，“文革”中更是成为阶级异己分子。参与辩护的律师自身亦遭受摧残和凌辱，而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律师的偏见并无消减，为“两案”主犯这样国人皆曰可杀的反面人物辩护，实乃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在情与法、民愤与职业良心的较量中，律师们抛却个人恩怨、不计一己得失，客观公正地履行神圣职责，并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最大限度地突破了各种障碍，为5名被告人辩掉了7条大罪。其中最著名的一条是，起诉书第46条指控姚文元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证据是姚于1976年5月7日对上海写作组成员陈冀德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起诉书认定，这是为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而辩护律师认为，1976年5月正是“四人帮”猖狂一时、得意忘形的时候，不可能预料到5个月后的覆灭。因此他的话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P158）结果，在最后判决中，这一条罪名未成立，姚文元最终获刑20年——“原本他很可能是无期徒刑。”（张中语）除了当庭辩护，律师们还通过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起诉书中有一条指控“四人帮”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搞篡权活动，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律师们研究后认为，“四人帮”分别是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他们商议问题，向党的最高领导人陈述意见，尽管内容是对周、邓的诬陷，但在做法上还是符合党的原则的，因而不应认作罪行。但是鉴于这一条罪名重大，律师们没有公开辩护，（P295-296）“不过律师组私下向上面作了反映，最终这一条在审判时没有成立。”（马克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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