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辩护”的可贵与遗憾
孙国栋
【全文】
今年4月初，一本名为《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的书在京城各大书店同时亮相，一时洛阳纸贵。有关27年前的“两案”公审，已有多部回忆录或纪实作品行世，但从辩护角度再现审判过程，本书却是第一部。作者即为当年参与其事的十位辩护律师中的六位，他们均年逾古稀，最长者八十有四，另外四位则已作古。单就这一点言，其抢救历史之功便举世无双。相对于原拟书名《世纪辩护》，我们要特别感谢苏惠渔先生的妙手改动，因为这的确是一场“特别辩护”，无论是它的可贵之处还是遗憾之处。
“两案”审判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以依法审判代替了专权擅断、私刑滥罚。十年浩劫，“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冤狱遍地，连国家主席都性命不保。拨乱反正后，中共高层痛定思痛，对政敌没有以暴易暴、以牙还牙，而是在一片废墟上祭起法制大旗，实属难能可贵。立法工作也紧锣密鼓，
刑法、刑诉法、律师条例的应运而生，为审判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公正保障。审判的技术环节亦有可圈可点之处。一、公开审判。虽然现场旁听者限定身份，人数有限，但电视直播将审判的全过程置于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监督之下，当时的政治领导人确乎有这样的自信和勇气。进而二，富有历史使命感和对历史负责的意识。如，负领导之责的胡耀邦、彭真都三令五申，“‘两案’审理工作是非常严肃的，要向子孙后代负责，向全党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P29-30）特别是起诉书的起草，不厌其烦讨论修改，几十易其稿，“要经得起批驳，包括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批驳”。（P28-29）从而有了三，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重证据不重口供。反对搞逼、供、信，“一定要重视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罪）”，“罪证要周密有力，人家考不倒”（P30），“从事实做起，从调查研究做起。离开事实，谁讲也不算数。……只有事实，案件才靠得住”（P31）。四、对被告人实行人道主义。胡耀邦说：“……处理要妥善。自始至终不要在生活上搞虐待。要使我们的后代都知道我们对他们是仁慈的。”（P30）这一点在律师第一次会见姚文元时得到了证实：“四年多的囚禁并没有使他外形上有任何变化，相反吃得胖乎乎的，满脸油光。”（P72）五、集思广益，尊重专家意见。由全国人大出面，邀请全国范围内的28名
刑法、刑诉法专家赴京，针对起诉书讨论历时一周，所提修改意见均被特别检察厅采纳。（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