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行
专利法中的表述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专利法只要求“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而没有进一步直接规定“如果不能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则推定其使用了专利方法”。表面上看，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甚至进一步直接规定反而有画蛇添足之嫌，但本质上现行
专利法这样规定是没有区分甚至混淆了举证责任概念内涵的两层含义。换句话说，现行
专利法只规定了被控侵权人“提供证据的责任”而没有规定“提供证据不能或者说服不能而在结果上的责任”。其后果一是在诉讼实务中削弱了证明标准对所提出的证据在证明结果上的作用和影响，二是没有达到法律推定所具有的明示甚至警示的立法效果，即没有明确告知潜在的侵权人，如果不能证明（而非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则法律直接推定其构成侵权的制度本意。
关于商业秘密泄露问题，目前已经成为限制甚至反对制造方法专利举证责任倒置的主要理由。诚然，因为专利权人发明了一种新产品的制造方法，依现行
专利法就可以在指控他人侵犯该专利权时让对方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而全然不管被控侵权人为证明自己“清白”可能会公开商业秘密甚至损害自身的利益。这一点恐怕是当初创建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时的“危险领域说”所没有考虑到的，而且比较
民事诉讼法上列举的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制造方法专利也确有与其他特殊侵权行为情况不同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保护商业秘密不应当成为被控侵权人拒绝出示侵权证据的合法理由，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应当明确宣示并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商业秘密不必要披露。在这一点上，美国法院的做法可以借鉴，他们通常以签发令状的方式规定商业秘密只有出庭律师才能过目，限制庭审中涉及的商业秘密在律师以外的公众中传播。
所以，关于现行《
专利法》第
57条第2款，还应当参照TRIPs第
34条3的规定，“在引用相反证据时，应顾及被告保护其制造秘密及商业秘密的合法利益”。
综上所述，建议将现行《
专利法》第
57条第2款修改为：“专利侵权纠纷涉及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如果制造相同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具有相当大的可能是使用专利方法制造的，而专利权人经合理努力仍未能确定其确实使用了专利方法，如无相反证据，则推定该相同产品为使用专利方法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