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这就涉及到识别的问题。也即在选择法院时，依照内国某一法律观念对有关的事实或问题进行分析，将其纳入一定的法律范畴，并对有关的冲突规范的范围或对象进行解释，从而确定诉争的案件的性质，属于何种事实或问题，比如说是属于合同问题还是属于侵权问题，是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是起诉一方法律规定的专属管辖还是协议管辖等等，从而确定何国、何地法院对何种事实或问题有管辖权。这种识别的依据只能是原告一方所在地法或根据国际惯例。只有先明确了这两点，当事人才能根据有关的程序法选择哪个法院起诉，法院也才能根据有关的规定受理案件，并根据有关的冲突规范去进行法律选择。我国尚没有关于识别问题的规定，这就为法院的选择增添了难度。
至于信用证纠纷是什么性质的纠纷，是合同纠纷，还是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目前，学理上尚无定论。是否就能根据《
民事诉讼法》243条选择管辖法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姑且不论信用证纠纷是否是合同或者是其他权益纠纷，如果信用证纠纷的外方在我国有代表机构或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我国法院对该信用证纠纷案件具有管辖权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如果争议另一方在我国没有代表机构或可供扣押的财产，又如何确定管辖权呢？实践中，我国对于此类案件，大都以信用证纠纷是合同纠纷，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
243条的规定，以合同履行地法院为管辖法院。但问题是信用证是不是合同？目前还是争论颇大的一个问题。另外，至于不符合《
民事诉讼法》第
243条条件的信用证案件，而我国法院又受理的，对方提出管辖权异议后，仍一意孤行强行判决的案件，更值得我们去研究，以便在以后的立法中完善。我们认为，我国原告在向我国法院起诉国外被告时，对方没有默示接受管辖，而是提出管辖异议的话，最好还是向被告一方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我国法院对涉外案件的判决，最终执行时，尚须外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倘若不顾国际惯例抑或不顾法律规定强行判决的话，外国当事人也会申请本国法院不予承认和执行。这样的判决又有何意义，只能损害我国银行、法院的声誉，甚至国家的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