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从言论空间的角度，我认为网络还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放大了。尽管有许多让人们不愉快的个案发生，但如果没网络的话，知识界整体发言的声音就会少很多。无论是精英还是一般的民众，大家都因网络空间的存在，而能对一些问题直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精英已经独立、理性而又擅长沟通
magazine·精英：为什么目前的精英与大众的话语现状，总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
贺卫方：中国目前到底是哪些人在上网，这需要进行调查分析。我们虽然在许多县城网吧里面看得到很多上网的人，但今天在网上发表言论的大部分还是属于白领阶层。受过一定的教育、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肯定占据很大的比例。他们是否会全面反映社会真实的声音，不是特别能够判断出来。网络本身是社会分层不同的产物，同时可能也会反过来强化社会分层使得这个社会不太容易真正的融合。
展江：我认为原因有很多，有政治学层面的，也有社会学层面的，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是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情形严重，知识分子十多年来，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大幅提高，开始中产化，乃至于富豪化了。这一方面是好事，可富豪化却有些不太正常，这也给批评的人提供了一些口实。
比如在经济学领域，有些经济学家的作为害了经济学界，也害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收入。你把你自己弄得很富，我觉得这对于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都是一个耻辱性的问题，他们不仅败坏了个人声誉，还败坏了这个学科的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还降低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它导致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不被人所信任，别人会认为要么匿是跟权力有所联系，要么就是跟利益有所联系。这样就产生了信任的危机。
很多法学专家、经济学家，更多充当了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有时候，我觉得很有必要把知识分子进行分类。
贺卫方：我们现在民众、知识分子以及政府都极端不信任，这很危险，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以交流的通道。知识分子如何能够沟通民众，那么他必须与政府划清界线。本来在一个社会中，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之间原本应有很好的通道，但中国现在这个通道基本上被关闭了。知识分子要有独立性，一种健康的独立实际上就是一种既能保持自己言说的完整和理性，同时又能够保持跟现行政治势力之间进行合理的对话。
magazine·精英：这可能对知识分子在角色扮演上的技巧会提出更多要求？
贺卫方：我觉得一个知识精英追求独立，追求理性，追求沟通是最重要的。中国现在特别需要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胡适跟当时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之间保持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很多次希望他能进入到国民党与政府系统内，但他每次都非常认真和坚定地拒绝了。另一方面，他还要与政府高层保持一种对话关系。蒋介石经常跟他一起吃饭，每次吃完饭，胡适都会写下日记，甚至第二天报纸会把他对蒋的建言刊登出来。1948年的时候，蒋介石请胡适吃饭，他很直率告诉蒋介石，说其政策出现了严重问题，政府该反思自己。1950年代后期在台湾，胡适也是想方设法地去推动言论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会觉得胡适太过妥协，不愿意拉破了脸和蒋介石对立，但我们特别需要胡适这样的人，在发生问题时能保持和政府之间的对话。并不是说一味讨好，而是非常清楚的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蒋介石曾想谋求第三次连任，他就明显告诉蒋介石说这违反了
宪法，且这种言论能够发表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