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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财产权当时的提出，目的是为了对抗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我有法人财产权，您再干预我就是侵权了，哈哈，想法多么天真，政府作为国有公司的股东，怎么能不干预公司的活动呢？如果是这样，是全国人民的悲哀，我们委托的这个管家被法律规定说：你没权管。这样对于企业的经营者就太好了，经营者就成了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因为他不受股东的干预了。现在的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经营者肆意侵占国有资产的问题，源头之一就在这里，法律都规定股东（政府）不得干预他的行动了。
其实，政府不干预国有企业活动，是指它不得将其行政职能带入企业，而其作为股东，肯定是对企业有着完整的所有权的，这个所有权决定了它可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行使股东权来干预。我们现在有政府认真地行使了股东权吗，没有，国有企业连红都不给国家分了。
集体所有权为什么不能做实，道理就与此一样，如果真的有一个什么集体所有权，它肯定就成了对抗农民所有权（这个才是正宗的、天经地义的所有权）的天敌，农民所有权在这种集体所有权的对抗下，始终将无法实现（因为集体一说起来就挺能吓唬人的）。寄希望于集体所有权来对抗政府对农村土地的霸占，也和寄希望于法人财产权对抗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不当干预一样，是缘木求鱼，最终会造成本来的所有人丧失所有权，仆人变成主人。政府权力的控制，一方面要认可（不是赋予）人民广泛的私权与其形成对抗，一方面应该通过实行民主政治、实行法治对其权力严加限制。
仅从法理上看，而不是从向实证法妥协，寻求变通方案看，我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说法也非常不满。既然我们都承认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是共有，且不管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那么目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哪里什么使用权？只是“使用着”，但是秦晖说的“使用着”不等于“使用权”，他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是希望将其改造为使用权，为农民争取无意识形态禁忌的权利（见秦晖《农民地权六论》：“因为在地权问题上，农民的许多更基本的、并无意识形态禁忌的权利，也还有待争取呢。”）。但是，从法学上看，不是这样的，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我怎么反而只有使用权了，“使用着”不等于使用权，“使用着”恰好等于是所有权。比如一对夫妻，家里有一台台式电脑，一台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归丈夫使用，笔记本电脑归妻子使用。这个时候，你能说丈夫对台式电脑有使用权，妻子对笔记本电脑有使用权吗？显然不能。物之使用权，民法上观之，他物权也，亦即使用他人之物的权利。使用自己之物，何来使用权，秦晖所说的“使用着”，翻译成法律语言，就是所有权的一个权能——使用。前面的例子，如果这对夫妻离婚了，原来属于共有的两台电脑，现在各自得一台，前丈夫得台式电脑，前妻子得笔记本电脑。如果原来“使用着”是使用权，怎么可以变成各得一台的所有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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