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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29－31页。
参见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31页。这两个学派据说是奥古斯都时期的两位重要法学家卡比多（Capito）和拉贝奥（Labeo）分别创立，但名称来自随后的两位继承人萨宾（Massurius Sabimus）和普罗库勒（Proculus）。
参见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29页。
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47页以下；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第32－33页；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45页。
现代意义的大学在学术训练和目的超越性上更加强化。例如，关于科学是一种开放的探究形式，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间成为美国重新界定大学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意义的理由，大学领导者采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主要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创造新知识的工具，依据这种科学观他们试图使大学的各个方面都成为科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纳德在1866年甚至认为，“今日教育之难题”是去发现怎样塑造能满足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的学院和大学。在这种观念下，许多现代大学自认是教授全面知识的地方，而且在全部知识领域和生活领域把科学探究奉为了大学的主要目的。参见【美】朱丽·A·罗宾：《现代大学的形成》，尚九玉译校，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69页以下。
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43页。
参见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45页。
参见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第31页；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45页以下；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52页。
按照伯尔曼的研究，波伦亚法学院的组织起源于如下事实：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延聘一位教师用一年的时间讲授罗马法，学生最终联合成两个合作制团体或称公会，每个团体均以universitas的形式（作为罗马法上的术语，意指具有法律人格的联合）予以组织。这些学生组织从波伦亚市获得了一份特许状，该特许状允许它们与教授们订立契约等，这样就形成了中世纪高等学府的最初形态，这是一种由学生管理的学府。稍后，与波伦亚法学院的学府形态形成对照，巴黎出现了由教授管理的大学。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47－150页。
参见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第32－33页。不过，虽然罗马法是大学法学教育的主宰，教会法在一定意义上也能够与之匹敌。
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43页。
参见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第32页。
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45页；另参见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第31－33页。对于法学教育在中世纪的这种超法律职业特点及其意义，私见以为，虽然国内学者有所体察，但多未深究。
参见【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高师宁、何克勇、何可人、何光沪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美】朱丽·A·罗宾：《现代大学的形成》；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年版。这些著作都对大学教育的定位展开了非常精到的分析和讨论，并且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材料。
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51页。
朱苏力：《美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对我们的启发》。
参见Harvard Law School： CATALOG 2003－2004， p24。
关于法学教育实现机制的研究，笔者将付诸另文。
参见邵建东编译：《德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律师职业》，第4页。
参见邵建东编译：《德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律师职业》，第4－29页。
参见邵建东编译：《德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律师职业》，第7－29页。
参见龚刃韧：《关于法学教育的比较观察――从日本、美国联想到中国》。
参见龚刃韧：《关于法学教育的比较观察――从日本、美国联想到中国》。
参见朱苏力：《美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对我们的启发》。
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51页。
参见Harvard Law School： CATALOG 2003－2004， p26。
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
陈平原：《何为大学之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3页。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高等教育，今日中国的大学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然而，这种成功移植也正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为此，作者借勾融会中西教育的尝试，探讨精神渗透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巨大张力，试图以此开启继承中国古老的“大学之道”的语境。
中国政法大学在法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确立其培养目标为：“本专业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高级法学专业人才。学生具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基础；具有较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系统地掌握法学知识和法律规定，了解国内外法学理论发展及国内立法信息，并能用一门外语阅读专业书刊；具有较强的政治理论素质、较强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应能比较熟练地应用有关法律知识和法律规定办理各类法律事务，解决各类法律纠纷，并具有良好地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素质。身体健康。”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编：《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教学计划：2005级》，第1页。这一规定总体上维持了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但相当程度侧重强调了学术培养。不过，这种侧重强调是否真正体现为具体的课程设置，仍然值得置疑，因为从教学计划看，通识必修课并未包含对学术基础培养至关重要的历史、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这些课程只是零散地作为选修课而存在。教学计划上的通识必修课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3分），思想品德教育（2分），外语（12分，分四个学期），体育（2分，分四个学期），世界经济与政治（2分），计算机应用基础（4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分），马克思主义哲学（3分），共35分。这些课程基本上为通常所说的德育和体育的门类，此外还有技术意义的外语和计算机，其学分之高，令人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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