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宗旨，知识产权制度上存在一些对权利本身的限制。或者说，对知识产权的限制，服务于知识产权的主要目的。用美国宪法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的表述来说是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的进步。当然，对于不同的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内容和程度并不相同。即使是对同一知识产权，在不同的时期被限制的内容和程度也可以是不相同的。一般地说，知识产权的限制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一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状况。从理想的角度看，对知识产权的限制要考虑不同的知识产品的市场特性，像需求增长与变化、潜在外溢、研究开发成本与复制成本、对市场结构的潜在的影响，还有经济中的竞争性方面。如果这些因素能够被准确地予以确认，对不同的发明、智力作品等知识产品设立不同的保护范围、权利限制内容以及保护期，将是一种理想的模式。
但是，由于这些因素难以被准确地获得，在实际运作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当代，随着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一国知识产权制度中的权利限制还深受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概括地说，知识产权的限制存在权利穷竭、强制许可、著作权中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内容。从更广义上讲知识产权还存在着反垄断限制——知识产权是一种专有权，由于权利人行使权利可能存在不正当的垄断的后果，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法有必要对知识产权中的不正当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知识产权经常被用来审视与反竞争有关。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有通过反垄断法限制成功的私人企业的垄断权的趋势。这里，仅就知识产权的限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权利穷竭原则和著作权中的合理使用原则略加阐述。
权利穷竭原则是著作权、专利和商标制度中都适用的原则。其基本的含义是，当知识产权人或其许可的人将知识产品合法投入市场后，其他的人的再次分销的行为不受权利人的控制，即不需要权利人的同意。以
专利法中的权利穷竭原则而论，当一个专利权人或者其许可的人将专利产品在市场中销售以后，他就失去了对该专利产品在市场的进一步销售的控制权。他人可以任意处置该专利产品，只要不损害专利权人享有的其他的权利。权利穷竭原则划分了智力创造性成果的所有人和智力创造性成果的有形表达的所有人。该原则的合理性在于促进智力产品的自由流通。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则是基于效用上的考虑：如果在智力产品在第一次合法投入市场后仍授予权利人控制该无形的智力创造的有形表达，就会减缓整体的社会效用。相反，在智力创造物首次投入市场后就摆脱了知识产权人的控制，公众自由获取和接近信息的能力就不会受到损害，在智力创造物的生产方面也不会失衡。
著作权中的“合理使用”是各国著作权制度中对著作权限制的一种主要的制度。合理使用概念的提出是在美国Folsom v. Marsh 一案中，[14] 后来在美国1976年
著作权法中被法典化。合理使用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后续的作者为了创作新作品如何利用先前的作者的作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合理使用制度已成为各国著作权法中通行的制度。它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合理使用最直观的考虑可能是不允许使用他人的作品会阻碍自由思想的表达和思想的交流。它最关注的是个人性的使用和非直接为赢利的使用。
合理使用制度可以说是知识产权制度中对权利限制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一制度典型地体现了
著作权法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利益与促进信息广泛传播的双层目的。一方面，
著作权法以维护作者的权益为核心。对作者权益的充分保护始终是各国著作权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
著作权法的制度设计要求信息的广泛的传播，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文化、科学事业的进步和繁荣。两者看似相互冲突。但这种潜在的冲突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加以解决。基本的思想则是，通过广泛地传播信息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只有通过临时限制信息的流动的方式才能实现。著作权制度中的合理使用原则正是实现这样一个思想的机制，“它为著作权所有人针对信息传播中的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利益平衡的手段”，[15] 确认了包含在著作权中的思想或者信息对于社会的根本利益的作用。合理使用制度的设立不会对
著作权法中激励创作和传播的制度结构有负面影响，反而大大方便了公众对智力作品的利用。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合理使用制度可以看成是制度安排下的特定的智力作品创作者和不特定的作品的使用者之间就信息资源分配所进行的交换。合理使用制度既可使智力劳动者获得报偿，也维护了公众使用公有的自由。这正是其正当性的所在。当然，像合理使用这种对著作权的最重要的限制形式本身也在发展中。从当代合理使用制度发展趋势看，对合理使用有进一步进行适度限制的趋向。其原因在于自由使用作品的领域被不适当扩大，会使创作者经济利益受到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