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体分类上，孟德斯鸠已经与亚里士多德有着不同，他将分类的标准改为掌握权力的人数和政治的统治是否依照法律。由此，他把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在共和政体中，权力掌握的多数人手里称为民主政体，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称为贵族政体。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都是单个人的统治，区别在于君主依照法律实行统治，而专制依照君主个人意志性情来统治，无法无章。与亚里士多德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孟德斯鸠提出了“政体原则”的概念，也就是政体运作的人类感情。民主政治的原则是“品德”，贵族政治的原则是“节制”，两者都表现为爱共和国，都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具体表现为对妇女献殷勤，权谋求数，阿谀奉承，处世坦率，举止礼貌；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具体表现是压制勇气，窒息野心，培养好奴隶。 这里，孟德斯鸠不再抽象地和逻辑地探讨政治统治的目的，而是具体地描述不同政体的内在性质，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提倡共和，反对专制的理论倾向。其实，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经利用传教士的文献分析过古代中国的政体与法律。在他看来，中国本质上就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道德、人口、气候和地理环境，使中国的专制主义带有些许贵族甚至共和的特点。
同样，孟德斯鸠也认为政体的性质决定了法律的内容。首先，立法要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在民主政治下，平等和简朴成为立法的原则。平分土地，财产均衡，禁止一人继承二个人的财产，征富人说减轻穷人负担，都是为了达到平等。简朴，节约，节制，勤劳，谨慎，安分，为的是培养俭朴的精神。 在贵族政治下，立法的原则是鼓励宽和的精神，并恢复平等，因为不平等乃是致乱之源。规定富人纳税、禁止贵族经商、要求贵族公道对待人民、设立监察官、废除长子继承制，目的都是抑制财富的不平等。 对于专制政体下的法律，孟德斯鸠持强烈的批判意见，专制主“就是法律，他是国家，又是君主”，“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已”，“无财产转让制度”，“无贸易法律，法律仅仅为警察法规”，“贪污是普遍的犯罪” 。
其次，具体民事和刑事法规，不同政体下形式各不相同。在法律简繁上，共和国对财产生命和荣誉重视，因此诉讼程序法律多，而专制国家不重视这些权利，以简化的方式判案。在明文断案上，专制国家无法，法官就是法律；君主国家有法，法律明确的时候依照法律判案，法律不明确的时候探求法律的精神；在共和国，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判案。在裁判方式上，君主国采公断方式，法官共审交换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共和国法官之间不商议，按照固定的诉讼定式个人判案。在刑罚轻重上，专制国严刑峻罚，共和国则预防重于惩罚。 孟德斯鸠得出的结论是，“国家没有丧失它的原则的时候，法律就很少是不好的”，他把政体比喻为“酒杯”，把法律比喻为“酒”，按照他的理解，酒杯的好坏决定了酒的味道，因为“腐败的不是酒，而是酒器”。
最后，孟德斯鸠把政体与自由联系了起来。他认为，只有在政治宽和的政府里，才存在着政治的自由，“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为此，孟德斯鸠以英格兰政制为蓝本，设计出了三权分离，权力制衡的宪政制度。这种通过政治权力的分离以求人民自由的理论，被后世的一些法学家们视为“法治”的核心。
不过，从格劳修斯到卢梭，他们并不常用“法治”这个概念，与其说他们提出了近代法治主义的观点，还不如说是后代学者根据他们的理论推演出了近代法治的观念。国家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政府的行为受到法律的制约，政府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为了政治的自由就必须分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明文不为罪，法律不溯及既往，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理论的产物，都被认为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但是，如果我们将超越国度的自然法思想转到各国的政治法律实践，那么我们将会发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的“法治”并不相同。
个人主义与法治主义的结合，构成了近代现代化社会的法律特征，基督教和古典哲学所创导的个人主义，成为西方文明的代名词。随着商业中心从意大利北部发展到西部和北部，英格兰的个人主义成为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这个特点从16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依据学者们的分析，在17到19世纪的西方，可以算做“法治”社会的，惟有英格兰 。从政治思想史上看，从17世纪洛克的法律与自由关系命题，到19世纪密尔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英国法治奠定了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从对英国宪政实践总结上看，19世纪的戴雪明确将“法律主治”视为英国宪法的三大特点之一。
在戴雪看来，英国法律的传统使英国的法律不同于同时代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英国宪法的特点之一就是“法律主治”。他经典地将法律主治描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不存在武断的权力，人民不会无故受罚或被法律处分以至于身体财产受损。他认为当时的英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而法国则是专制的中心。他以伏尔泰无辜被贵族殴打并被关进巴士底监狱为例，假定伏尔泰在英国的话，他可以依据法治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至于既被殴打又被监禁。 其次，普通法律和普通法院居优势，无任贵贱还是贫富，所有人都受制于普通法律和普通法院的管辖，换言之，法律平等。他考证，贵族和憎侣与普通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时间上相差了200年，在英国是16世纪末，在欧洲大陆直到18世纪末。 最后，
宪法通则形成于普通法院的判决，英国宪法源于司法判决，判决源于个人诉讼。这里，戴雪把英国宪法与比利时
宪法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英国宪法源于千百年来司法救济的传统，而比利时和法国等欧洲大陆
宪法源于立法者制定的权利宣言。前者是归纳，后者是演绎，前者是法官之法，后者是立法者之法，前者基于法治主义大义，后者基于政治的实践。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是古代法治学说经典的话，那么戴雪的“法律主治”则是近代法治学说的经典。个人受到政府的保护，政府不得侵犯个人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超越法律的特权；个人的权利来自社会生活本身，受到司法制度的保护，而不是来自外在 的立法权威。这些都成为近代法治理论的核心命题。另外，在戴雪的法治论中，有两点值得我们的注意，第一，他混淆了封建时代的专制武断权力与近代以后行政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将欧洲大陆行政诉讼也当作一种专断的权力，看作成法治的对立物；其次，他把法治与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民族习惯和法律传统联系了起来，这为20世纪之后社会学家重新认识“法治”现象开辟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