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无民法，其实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中国古代有民商事活动，就必有关于民商事活动的强制性规范来加以调整。这些强制性规范，在专制君主制之下，大多来自国家制定，少数来自社会生活习惯。“礼”中虽然有许多关于民商事活动的指导性规范，但在律典中也有许多民商事规则。这是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私法或民商法在明清律典中的地位，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认识。
（一）民商事规范附在部分
刑法条文之中；没有独立的民商法条文。民商规范在整个条文中仅仅起必要的正面说明或补充作用。
中国古代的律典，虽然主要是刑事法典，但国家很少把它正式叫做“刑律”。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划分部门法的观念，也没有区分民事违法和刑事犯罪的观念，甚至也没有区分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的观念。因此，国家在制定律典时，根本就没有只是制定刑法典的意思。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制定法典就是制定囊括国家一切事务、一切生活的综合大法，没有什么部门法典之说。国家的其它一切特别法规，都不过是律典的补充。律典和其它特别法规之间的关系，绝对不能等同于今天的
宪法与各部门法的关系。立法者在制定律典时，只是意在申明国家禁令，而没有向老百姓宣明权利的意图。国家禁令如何实现？中国古代立法者一般认为：“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导民者，必以刑齐民。”[9]国家正式的律典，主要是用来辅佐“礼”的，是“礼”实现的保障，此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乎礼入乎刑，相为表里者也。”[10]于是，国家的法律，基本上就被视为“刑”，即视为当用刑罚保障或督促的禁令。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的律典中，刑事内容和民事内容当然是无法区分的。
在明清律典中，充分体现了这样的观念。我们看到，律典中的每一条文，几乎都可以称为
刑法条文。因为除了名例律以外，六律中的每一条文几乎都有刑罚规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条文中附带有明显的、用现代法律观念看来绝对可以视为民法的规则。
例如，明清律都规定：“凡立嫡违法者，杖八十。其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长子。不立长子者，罪亦同，（俱改正）。若养同宗之人为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杖一百，发付所养父母收管。若（所养父母）有亲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者，听。其收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但不得以无子遂立为嗣。）”[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