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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本来应该是对现代主义中科学主义的很好的纠正，但由于它的虚无认识态度，结果对美国学术界实际操作的影响反而（和现代主义同样地）加重了新保守主义把一切知识意识形态化的趋向。结果是，各学科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实际的纯理论（为理论而理论）或纯计量（为技术而技术）。美国学术界今天因此正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危机，而中国今日广泛地没有保留地要求与之“接轨”的正是这个处于严重危机的学术制度。
历史学界的一个现象
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联合可以见于众多的学术领域，下面我们就以新近对18世纪中国重新阐释的学术为例。这股潮流的出发点是从原教旨市场主义来重新认识清代前期：认为它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经济，而根据市场主义理论，人们在那样环境下的理性抉择必定会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据此，得出的结论首先是，在人口史方面，中国的变迁并不是像过去的认识那样由死亡率（天灾人祸）推动，而是和西欧同样地由人们的理性生育行为所主宰。中国人民其实长期以来就习惯控制生育，包括溺婴的“产后堕胎”手段。因此，18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压力程度其实不过与西方基本相似。同时，在市场机制和人们的理性抉择推动下，清代前期的经济实际上达到了与西欧同等的发展。
至于中国经济在其后19和20世纪的落后，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纯粹原教旨市场主义的，认为帝国主义把西方文明带到了全世界各个角落，落后国家一旦走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轨，便能得到西方似的经济发展；另一种观点同样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市场发展，但是承认帝国主义也许更多地为西方带来了发展，在落后国家则触发了20世纪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问题是后者走上了反市场、反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妨碍了正常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一直要到“改革开放”方才再次走上正途。
上述这种论点同时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姿态，把坚持18世纪西、中方基本相等表述为“去西方中心化”的论点，是否定西方现代主义目的先行历史叙述的观点。不少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因此认同了这种论点。在国内，不少学者这样理解：如果18世纪英国只不过和中国基本相等，那么英国后来的先进发展只可能从外因，亦即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来解释。这样，便突出了西方现代发展的偶然性和强暴性，否定了西方中心化的历史“元叙述”。显然，这样的理解在此论点上注入了民族感情内涵（也同时把自己表述为“与国际接轨”的学术）。其实，这样的理解完全忽略了此论点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基本核心、无视它完全否定了中国自己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运动，起码从经济角度如此。
在经验证据层面上，新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思路也基本一致：认为任何史学论争最终决于理论观点，经验证据并不重要。为此，我2002年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特别强调经验证据，总结了近二十多年西、中学术积累的翔实证据，说明18世纪英国经历的五大社会经济“革命”那样程度的变化——即农业、手工业工场、消费、人口行为和城镇化革命——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其实一个都找不到。事实是，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不能仅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外因来理解，它确实具有一定的源自18世纪的内因，哪怕是偶然性的。18世纪英、中所面对的人口/资源压力十分不同，英国煤炭业的特早发展也和中国很不一样。我们需要的不是中西哪一方更优越的感情性和意识形态性论争，因为那样只能再次陷入简单化的市场/革命，西方/中国的非此即彼选择。我们需要的是基于中、西双方复杂历史实际的踏实研究和概念创新。
国内的学术环境
今天国内，也许部分出于过去革命传统造成的思维习惯，在处理思想和学术理论问题上，同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这当然也与古代长期一贯具有正统思想的传统有关（虽然儒家的中庸精神自始便比较能够包容其它思想）。无论如何，年轻一代的研究生们对待新接触到的理论，相当普遍地带有寻找绝对、普适真理的倾向。借用一位研究生给我的来信说，他过去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理论，企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后来放弃了这样的探寻，但因此感到十分困惑。）
同时，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今天的意识形态中矛盾重重。一方面，起码在官方话语中，仍然坚持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多已转用舶来的市场主义理论。在高等院校经济系里，后者实际上在各方面——包括学生录取标准、研究生培训、教员科研考核、评职称等等关键层面上已经基本取代了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正如一位最近重新就读研究院的博士生的来信中说的那样，她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现在则已完全改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当然，有的研究生完全跟随潮流，把舶来的新经济学当作真“科学”来学习（当然，有的则对新来的意识形态持有保留）。不少学生（和教员）则抛弃理论而寄一切希望于技术，把学问等同于计算，完全接受了简单的实证主义认识方法。
法学和社会学也有类似的西化倾向。今日国内法学院所教所学多以西方形式主义传统法学、理论和法典为主。至于中国自身的法学传统则只有很少数教员研究，不大吃香。虽然，法学院师生群体中，也有强烈的“本土资源”呼声和意识，但是真正系统地在中国自己的法律、法学历史中挖掘现代化的资源的学术还比较少见。
至于今天的社会学院系，也基本都以西方文献为主。譬如，对研究生们的“开题报告”的“文献”讨论部分的要求，主要是与当前西方学术研究“接轨”，而所与接轨的常常限于二、三流的复杂繁琐的当前学术界的著作，没有进一步考虑到基础性的经典源流。这样，学生们的视野难免陷于庸俗，提出的问题多是次级的问题，不能深入到根本性的层面。当然，也有“本土化”的呼声，这是可用的资源，并且可以走向费孝通先生那种建新鲜概念于踏实的经验研究，并付之于实践检验的优良传统。但是，这方面的文献尚嫌单薄。
史学则多偏向纯经验研究。与日益理论化（要么是新古典经济学类的理论，要么是其相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西方史学相比，今天的中国史学则更多地倾向于简单的经验主义。这是一个对毛泽东时代高度意识形态化以及今天全盘西化潮流的一种反应，也是一个延续清代以来考证史学传统的倾向。如果说西方史学越来越倾向于单一只左手的使用，中国今天的史学则倾向于相反的单一只右手的使用。在那样的偏向下，研究生们所得到的培训缺乏概念锻炼，结果等于使他们脑袋里那块“肌肉”萎缩、退化，即使试图使用理论时，也多显得力不从心，不能精确有力地掌握、连接概念。客观地说，考证史学既缺乏经验主义中用归纳方法的概念提升，更没有与演绎逻辑对话的概念创新，实质上等于是全盘拒绝现代科学的闭关自守。
考证史学的反面则是意识形态化的史学。过去的是由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宰的史学，今天则是由其反面的原教旨市场主义主宰的史学。但我们需要的既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史学，也不是简单的经验积累，而是经验与理论的双手并用，是紧密连接经验与理论、从新鲜的经验证据提升新鲜理论概念的历史学。
在今天的转型期间无所不在的浮躁之风下，真正心向学术的青年学生当然会感到十分困惑。什么是真的学问？怎样去做？什么是正确的理论？怎样使用？在一次和某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们座谈的时候，我问了在座的十几位同学他们认为本系最大的长处是什么？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们说觉得自己在史料掌握上比较踏实，但是，作为新的一代，对老师们缺乏新概念和方法的研究觉得不太满意（据说，有的教授甚至积极抑制研究生们使用外来概念，排斥西方近几十年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史学趋势），但又不知自己该怎样去做。在另一次与某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们的讨论中，我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他们对前者的回答是学习自由，接触到许多不同理论和模式；对后者的回答则是，从老师们那里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指导或榜样，不知自己该怎样去做。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面对社会的众多诱惑与压力，有的年轻人难免追求速成，不能安心去做踏实严谨的学术研究。不少最聪明的学生选择轻浮炒卖时髦理论的“捷径”，要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真理”（多见于经济系，也可见于社会学、法学和历史学），要么是后现代主义的自觉“反思”与“去西方中心化”（尤其多见于中文系，也可见于有的历史系）。另一种学生则完全依赖经验堆积，甚或自己的感性认识，自以为是，轻视任何外国的著作，但对本国的研究却缺乏真正的好奇和独立思考。这样，西化与本土化两大倾向同样陷于轻浮。难见到的是结合理论与经验的严谨研究以及有分量的学术交流。在近年学术制度官僚化、形式化的大潮流下（譬如，不可思议地定下硕士、博士生发表论文的数量指标），只可能更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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