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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讨论了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正统法学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这里不妨用我自己的“内卷化”“理论”来进一步说明“理论”的历史性。明清时代因为各主要河流流域的核心地区人口已经基本饱和，人口的持续增加要么导致了向边缘地区的移民，要么是核心地区的“内卷化”，即在按日报酬递减的情况下把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例如，从一年一茬水稻转到一年两茬的水稻和冬小麦；更或从粮食种植转向蚕桑（—丝绸）和棉花（—纱—布），以数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不成比例的收益。后者同时提高商品率，因此也可以称作“内卷型商品化（或市场化）”。
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是家庭农场的特殊组织性。家庭成员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同时，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这样，在人口压力下，也就是说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农场会为生存需要而在土地上继续投入劳力，逻辑上直到其边际报酬下降到零（而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则会在边际报酬降到低于市场工资时，停止再雇用劳动力）。这个道理是前苏联的恰亚诺夫在俄国农业经济的大量经验证据上提炼出来的（见《课程大纲》所列，恰亚诺夫1996）。
这种内卷趋势在民国时期持续下去，在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其实应该说是帝国主义化）的趋势下，包括外来资本（尤其是日本在山东）所建立的纱、布工厂，棉花经济进一步扩充，而花—纱—布的分离（手工种植棉花，工厂产纱，再由农村手工织布），大规模提高了农村的商品率，但过密性逻辑基本一致，农村劳力普遍种植少于自己劳动力在理想条件下所能耕种的面积。“内卷化”仍旧。
进入人民共和国时期，现代科技因素（主要是机械化、化肥与科学选种）的投入，本来可以像在许多其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那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去过密化，但是，面对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由于现代卫生医疗所导致的死亡率下降，以及政策上对生育控制的忽视），农业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复种指数大规模上升，结果是内卷化的持续。进入八十年代改制后的蓬勃农村工业化，在十年间吸收了一亿农村劳动力，但是，国家虽然采纳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农村工业的新就业仅仅吸纳了其自然增长的劳动力，农业仍然过密，农业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中。
直到1990年代，由于在“全球化”资本投入的推动下，一亿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连同乡村工业化，形成了历史性的两亿多农民的非农就业大趋势。进入新世纪，这个趋势正好与其它两大趋势交汇。一是生育率的下降终于反映于新就业人数的下降。另外是伴随国民收入上升而来的食物消费转型，从以粮食为主的模式转向粮—肉、鱼—菜、果兼重模式，并因此形成了对农业生产的不同需求，推动更高劳动投入和成比例和超比例价值农产品的需求。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正为中国提供一个历史性契机，可以走出长时期以来的农业过密化困境，提高农村土地/劳力比例，提高务农人口收入，使农民逐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见《课程大纲》中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以及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上面已经提到，新制度经济学家舒尔茨则坚持在市场机制运作下，不可能有劳动力过剩。事实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而今日的历史性契机则完全来自舒尔茨视野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显然，我自己的“内卷”/“过密”“理论”概念，自始便和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相连。它是从历史实际提炼出来的分析概念，是一个与经验证据紧密结合的概念。明清以来直到1980年代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农业是“过密”的，但在近年的“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下，未来的趋势很可能将是“去过密化”。显然，我的所谓“过密化”“理论”自始并不具有超越特殊历史情况的普适野心，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它从来就“只不过是”一个学术分析概念，不能超越时空。上述的这些结论可以见于我《华北》和《长江》两本书，以及上面提到的近两年关于农业的三篇文章。
我在《课程大纲》中之所以选择了汪晖先生的著作是因为它很好地显示了他所使用的思想史方法的威力：任何理论，无论它的提倡者多么想自封为超越经验证据的科学理论，都得放在历史环境中去理解。意图普适的理论，其历史背景都是特殊的，与特殊理论的不同最终只在于其话语权力。换句话说，汪晖先生的方法是把今天主宰学术界（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思想化和历史化。这是破除迷信西方“现代主义”、“科学主义”（乃至于“后现代主义”）的最好药方。也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迷信追求任何超越实际的全能性理论，因为它只可能是通过强权而建立的意识形态。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其制度化表现
人们对绝对的、全能理论的追求有它一定的深层来源。和中国的传统不同，西方天主—基督教传统一直深信掌握绝对、全能真理的上帝。进入现代，伴随人们思想的世俗化，科学和“理性”（Reason）很大程度上在人们的心目中取代了原来宗教中上帝所占的位置。现代哲学始祖Descartes之试图通过“理性”而论证上帝的存在便是两者关联的很好例证。理性和科学被建构为绝对的、普适的、超历史的。法国革命之后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之下，“理性”曾经成为新时代的宗教，具有近乎原教旨天主教教会的生死权威。
在西方现代文明中，这样的信仰尤其体现于现代思想（亦可称作现代科学）的两大组合传统之一：演绎逻辑。从Descartes开始，达其大成于Immanuel Kant，现代主义深信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演绎推理而掌握绝对真理。虽然，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演绎逻辑是和经验归纳同时并用的，并在科学实践的发展中显然缺一不可，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主义自始便具有强烈的偏向演绎逻辑的倾向，也就是后来在各知识领域中被称为“形式主义”或“形式化”的理论传统。
这种现代主义的基本倾向可以见于许多方面和领域。我们不妨就近并且具体地以美国今天一般大学对知识的组织制度为例。在它们一流大学的哲学系中，基本不存在西方文明之外的课程，占中心地位的是源自古希腊传统的数学逻辑和形式化推理以及西方现代早期以来的哲学家。因此，今天的哲学系，首先是不承认世界其它文明传统的哲学是一门哲学。譬如，一般哲学系中不开中国或印度或阿拉伯哲学的课；后者的讲授主要由历史系，或东亚、中东等语文系的思想史课程来提供，不算真正的哲学。
我个人有过这方面的具体经历。1985年，因Princeton大学的聘请，UCLA全力挽留，请我负责为UCLA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中国研究中心。（这是美国学术界高度市场化的一个具体例证：教授们一般唯有在“市场”“竞争”“机制”的运作下，才有可能得到校方的特殊待遇。）为此，我曾投入十年精力，尽一切可能想在各学科中增补中国研究专家，努力建立像美国五、六十年代成为风气的那种由多种学科组成的跨系中国研究中心。但是，我发现，当时的许多学科的发展趋势已经走向淘汰所谓“外国区域研究”(foreign area studies)，而哲学领域则处于这种大趋势的前沿。1980年代中期，美国一流大学哲学系的在职教员中以中国哲学为主要研究主题的总共才两三人。当时UCLA哲学系根本没有可能认真考虑聘请研究中国哲学的教授。
剩下来的是各门社会科学：经济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为此，我投入了很多精力与时间。一开始时，以为不会很困难，因为当时几个最大的中国研究中心，如加大柏克利校区、哈佛、耶鲁等都有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学家。但我发现，真的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经济系，它们近年的主流倾向先是高度形式化或数学化的、脱离时空与实际的理论；次之，则是高度数学化的计量技术。UCLA当时的经济系主任甚至断言说，他们只愿考虑每年全国毕业生中数学本领最高的前100名博士；不然，不予以考虑。我曾经向他们建议当时一些其它著名大学和智库的中国研究经济学家，但全都立刻就被否决掉。后来只短期聘请了林毅夫博士，主要是因为UCLA经济系特别倾向（新古典）芝加哥学派（因此被称为西岸的芝加哥，“Chicago West”），而林正好是芝加哥出身的博士。事实是，今日美国经济学系已经基本没有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就以哈佛为例，在学历比我要高一辈的Dwight Perkins之后，便已没有研究中国的专家。加大柏克利同样。至于其它学校，若有，如Princeton和Stanford，则多是偶然的，主要是因为系里某华裔经济学家，在本学科得到一定地位之后，出于对中国的关怀，而又具备阅读中文资料的条件，就连带研究中国经济。但这样来源的中国经济专家的看家本领多是某派理论和某种计量技术，对中国历史、社会、政治等等不一定十分关心，所做的研究主要是验证某一种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可能有关联，但也可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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