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在新形势下对有关
宪法条文作出新的解释？二十年前制定的
宪法条文是否需要与现在的形势相适应？在修宪之前怎样通过解释赋予
宪法新的生命力、使
宪法成为“活”法而不是“死”法？笔者认为，
宪法不仅要反映立宪时期的人民的意志，也要符合现在的人民的意志。因此
宪法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文字解释、历史解释（尤其是立法者通过立法对
宪法的解释更需要结合社会实际以发展
宪法）。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条文应适用什么解释方法，是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不能划出某些死的杠杠，如不能因为文字解释运用得最多、最普遍，就每一次都必须作文字解释，
宪法解释的智慧表现在不同情况要不同处理。但不论采用哪一种解释都不能脱离、背离时代发展的需要，历史的车轮不会迁就
宪法的文字，相反
宪法应适应时代的发展。笔者不排除在将来时机成熟后对有关
宪法条文进行修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目前有些条文仍有扩大解释的余地。
其一、
宪法第
12条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
宪法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没有写“神圣”二字是否意味着不平等保护？一个写了“神圣”一个没有写“神圣”，从文字解释来看，是有差别的；从修宪者的原意来看，82年修宪时是有重点保护和非重点保护的意思的，但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拘泥于这些文字解释和历史解释，未免不合逻辑。
宪法和法律一旦生效就具有独立的生命力，而不受当初立宪者或立法者的约束。笔者认为，“神圣”是一个形容词，一般法律忌讳用形容词，至少形容词在法条中不能具有“定性”的实质作用。但笔者在此不愿过多地指责修宪者，以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做这样的规定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的，可以理解的。在80年代初公有制、公共财产、计划经济等都是一种旗帜，具有象征性的、凝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政治性的，而非法律性的。因为
宪法是政治法，有时候需要发挥这种政治性的作用，我们不能完全排除
宪法的政治作用，但我们确实需要分清
宪法的政治作用和法律作用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运用。在具体的立法中
宪法的政治功能应该让位于法律功能，
宪法中政治宣告性的条款一般在“立法”中不宜直接引用（但不等于这些条款没有意义——只是这种意义是政治意义而非法律意义），否则
宪法就成了政治纲领而不是法。从法的角度看，一切合法财产都应给予保护，而且应该给予平等保护，法律不对财产做“神圣”还是不“神圣”的道德判断，就像不论是高尚的人格还是不高尚的人格，法律都要给予平等保护，而不是对高尚的人格给予特殊保护、对不高尚的人格给予较少保护一样。同时，不论公共财产还是个人财产，法律保护的都是其财产“权”，而权利是平等的（财产权是权利不是权力），不论权利的主体是谁，权利具有平等性是所有法律（包括
宪法）的一个共同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