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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民法典草案及建议稿之总则的内容结构
全国人大法工委2002年提出的民法典草案以及梁慧星、王利明两位先生分别主持撰写的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其总则的内容结构均借鉴了《德国民法典》总则的基本思路，但有所变化。
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草案总则编的内容结构为：第一章“一般规定”(立法目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 ；第二章“自然人”；第三章“法人”；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第五章“代理”；第六章“民事权利”；第七章“民事责任”；第八章“时效”；第九章“期间”。
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总则编的内容结构为：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二章“自然人”；第三章“法人”；第四章“权利客体”；第五章“法律行为”；第六章“代理”；第七章“诉讼时效”；第八章“期日、期间”。
王利明先生的建议稿总则编的内容结构为：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二章“自然人”；第三章“法人”；第四章“合伙”；第五章“民事权利客体”；第六章“法律行为”；第七章“代理”；第八章“诉讼时效”；第九章“期日与期间”；第十章“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上述三部草案的共同点是：均按相同的逻辑顺序规定了“一般规定”、“自然人”、“法人”、“法律行为”、“代理”以及“时效”和“期间”。但在全国人大法工委草案的“时效”制度中，并列规定了“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而梁慧星先生和王利明先生的建议稿中仅规定了“诉讼时效”。此外，两部建议稿均增加规定了“权利客体”，王利明先生的建议稿增加规定了“合伙”与“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同时，两部学者建议稿均未规定“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两章，但王利明先生的建议稿在其“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一章中，规定了民事责任的内容。
很显然，我国民法典草案及两部学者建议稿均以《德国民法典》采用的“人”(自然人与法人) 、“法律行为”(包括代理)以及“时效”三个基本顺序为蓝本，但都没有采用其第七章“提供担保”。鉴于债务担保仅与债务有关，人的担保(保证)所发生的法律关系为债权关系，应规定于债权编；物的担保(抵押、质押、留置等)所发生的法律关系为担保物权关系，应规定于物权编，其并非民法中的一般问题，故不应当在总则编予以规定，所以，此种安排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较之《德国民法典》，上述三部草案均在总则编之首增设了关于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的“一般规定”，此符合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的一贯做法。至于王利明先生建议稿中，将“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在“法人”章中予以规定，并将“合伙”予以单章规定的做法，显然欠妥：法人分支机构与合伙均属非法人团体，即使需要纳入总则编，亦应像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那样，将之一并在“非法人团体”一节中予以规定，分开处理，实无必要。
除上述有关问题之外，理论上需要着重讨论的主要问题还包括：
其一，在总则编有无必要规定“权利客体”(或者“物”)一章？(全国人大法工委草案未作规定，两部学者建议稿均作了规定)
其二，在总则编有无必要规定“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两章？(全国人大法工委草案作出了规定，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未作规定，王利明先生的建议稿未规定“民事权利”，但将“民事责任”规定于“权利的行使和保护”一章)
其三，在总则编有无必要将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并列规定于“时效”一章？(全国人大法工委草案作出了规定，两部学者建议稿仅规定了“诉讼时效”，未规定“取得时效”
二、权利客体的正确位置
(一)“权利客体”辨析
权利客体的具体所指，从来都是一个在理论上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
权利客体为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或者事物，对此定义，似无大的异议。[2]但权利客体为何物则历来为学者见仁见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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