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征管方面，尤其是反避税方面，借鉴了国外的通常作法，实现与国外立法的协调。
除在纳税主体方面，我国在征管方面，尤其是反避税方面，也借鉴了国外的通常作法，实现与国外立法的协调。统一后的
《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际惯例，专章以“特别纳税调整”规定税务机关有权对各种避税行为进行特定纳税事项的调整，包括针对纳税人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避税港避税及其它情况所进行的税务调整。除在关联企业的特别纳税调整方面的具体措施更注重与国际的协调外，如引入了独立交易原则，确立了预先订价制度，规定纳税义务人的资料提供义务等，在反避税的形式上也借鉴国外的立法，补充了新的反避税规则。
针对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通过减少股份资本、扩大贷款规模，从而以增加利息支出来转移应税所得，实现税收负担最小化的情况。
《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外的经验，专门规定了反资本弱化规则，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进行扣除。随着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增加，避税地成为企业避税的一种重要方式。
《企业所得税法》弥补立法的空白，第一次在税法中明确规定了反避税地避税的规则[4]。借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做法，
《企业所得税法》还规定了一般反避税条款[5]，作为对避税的一般防范性规定，以防范当前形式多样、方式不断推陈出新的避税行为。
此外，我国在税前费用扣除[6]、税收优惠方式、税收的国内管辖地点等方面也努力实现与各国立法的相互协调，以便能够更好的在复杂的国际税收环境下维护我国的税收主权和税收利益。
二、应坚持财税立法的民主化
税收立法的发展史是西方民主的发达史，税收立法权是人民的一项基本的民主权利。税法是国家对人民财产权的合法“侵犯”，更为注重立法程序的民主化。只依照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通过公开和透明的程序设计，使人民了解在税法领域应当和可能会有哪些规定，将发生哪些变化，从而为维护自身财产权利，有机会发表不同意见和看法，并合理、合法地安排自己的行为和财产，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损失。
《企业所得税法》立法的民主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不同利益主体在
《企业所得税法》立法过程中充分表达了利益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