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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有以下三点是绝对不可忽视：
1、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大众文化在主流文化控制的边缘迅速扩大其领地，既缺乏足够的国家权力支持又不能争取到太多受众的精英文化逐渐式微，大学生在此过程中迷失了方向。
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文化都是服从于政治的，主流文化取消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独立地位。如果说文化还有“大众品味”或“精英色彩”，那也只表明它们以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存在，而对主流文化的依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以鼓励追逐利益开始的改革，渐进但决定性地改变了原来的文化版图，主流文化一家独大的局面改变了。与精英文化不同，大众文化的兴盛仅仅需要足够的自由、资金和市场。物质生活先富起来的人们亟需不用思考而能直接得到刺激的文化快餐，繁琐而艰深的精英文化决不能满足这些“庸俗的”需求而日趋衰落。原本以精英自命的大学生，一部分与大众合流，成为娱乐、选秀的忠实追随者；另一小部分干脆远离喧嚣的媒体。
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像经济那样比较成功的转型。政府担心主流文化的领地缩小会危及它的管制，于是动用组织和权力资源保持足够的份额。无论是迅猛发展的大众文化还是历来不甘心屈从于主流文化的精英文化，都被视为应予限制的对象。而任何以政治操纵学术的努力，都会换来一大批阿谀权势的得志小人和一小批坚持真理的悲剧英雄。这样的政策不足以伤害精明的商人们的生意，却使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们痛感了遭受来自权力和金钱的双重挤压。茫然、失落的情感，是时代的杰作，进而也是历史的必然。
2、作为“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的中国大学，极权主义组织模式一直从五十年代延续至今，大学生的精英意识和学术良知不断被国家管制消磨，直至最终堕入庸俗的深渊。
同中国的许多舶来品一样，大学缺乏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自主、自治、自由的传统都未能真正的从大学内生。清廷、民国到共和国设立或经营大学的目的是充满功利意味的，即培养出人才以服务于国家的总体战略。从积极方面看，这铸就了中国大学生强烈的救世精神；从消极方面看，则造成了大学文明火种守护者的功能弱化，国家对大学的影响过于深刻。
当然，从深层意义上说，积极入世投身社会变革是与大学的批判、检讨功能一致的。但在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影响下，不仅学生救世行动的定性权稳稳的操持在政客们手中，就是那些行动本身能否进行有时也得听命于政治势力的安排。善良学生的热情，也许从来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那样发展过，他们能够奉献出来的东西，就只是他们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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