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最高权力，它不但行使立法权，而且产生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和法律监督部门等具体的职能部门，这些职能部门亦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一切说明了国家的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然而由于权力本身的扩张性、侵略性，当人民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委托或者让渡给自己选举的代表时，就可能存在着权力的所有者和实际运用者之间的分离，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将目光投射在“分权制衡”和社会公共权力合理配置的建构上仍具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要实现社会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还要考虑权力运作的公正性、民主性、效率性等因素。[2]（P8-12）
　　三、检察权性质的争议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我国法学界存在几种说法：
　　（一）检察权的性质是行政权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法律中的司法概念是一个不规范、不科学的概念，会造成实际上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也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检察权在本质上应该是国家行政权，且检察权并不具有司法权所应有的终结性、被动性、独立性等本质特征，因而不能划归为司法权。检察机关也应当定位于行政机关。[3]（P19）
　　（二）检察权的性质是司法权
　　这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应属于司法权。理由是：检察权具有一定的裁判性，符合司法权的特征；检察权以实现法律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在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在办案中采取措施，作出决定，是对个案具体事实运用法律的活动，符合司法权的特征；检察权的监督权决定了检察权的司法性质。
　　（三）双重属性说
　　这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具有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检察权有其复杂性，说它是行政权，却又有司法权的特征，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说它是司法权，又与行政机关相联系，要受行政权的牵制。因为社会现实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不可能就象理论那样整齐统一。检察权源于行政权，又与司法权相结合。因此，我国检察权具有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双重属性，但在法制上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4]
　　（四）检察权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权
　　这种观点认为，关于检察权的性质究竟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三权分立”的理论基础而提出来的，但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根本不同与“三权分立”的国家结构，相应的，在完整的统一国家权力下形成了四种权力，即行政权、司法权、法律监督权和军事权[5]（P316）。在这种国家权力结构中，检察权既不是一种行政权，也不是司法权，而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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