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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要明确繁荣的究竟是什么，衰落的又究竟是什么。总的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繁荣的是合同制度本身，而受限制的是合同自由原则，二者不可混淆。而且合同自由原则的受限是合同制度发展繁荣的必然结果。
再者，不同时代人们追求的主题是不同的，因而对合同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不同的要求必然导致合同不同的表现。起初，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人们更希望获得并维护自由，因而更强调合同自由；而现代人们则更加重视公平正义，因此侧重对合同的限制以维护更大程度的公平和正义。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也可以说是进步的。
最后，我想谈一谈究竟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认为，一个制度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有怎样的价值，而在于它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似乎有一些功利主义倾向）。一个制度的积极意义，应该是：它符合当时人们的要求，即符合当时时代的追求；它符合时代的发展规律和潮流；它能更好的维护人们的各种权益；它能更有利地保障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的繁荣；它能更有利于最大多数的人去追求他们最大的幸福……因此，对于一个制度的产生、变化、消亡不要就事论事，应更客观、更宏观、更理性地去分析它究竟应不应该，好不好，再对症下药。（不知此言可否，谬误之处还请包涵）
尾 声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看法，由于作为一名民法初学者，根基尚浅，理论修养较低，因此不免有着许多的错漏、谬误和不妥之处，希望大家包涵并批评指正。另外，有较多“盗用”、冒犯之处，还请各位前辈、学者多多谅解。
【注释】
详见格兰特·吉尔莫著，曹士兵、姚建宗、吴巍译：《契约的死亡》，载《债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原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出版， See, Grant Gilmore, The Death of Contract,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4.
参见梁慧星著：《民法总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38页。
参见姚新华：《契约自由论》，载《债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原载《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1期。
See, Lawrence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2nd ed., Simon& Schuster Inc., 1985, p.533, 转引自苏号朋著：《格式合同条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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